回到明朝当太后 (雁于飞87)

　　有去有回，在中国和印度商人运送商品不亦乐乎的时候，那些因为战争流离失所的人们自然可以选择另外一条相反的路。
　　——这些不知道不要紧，汪舜华知道百十年后的万历年间，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和科学家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几卷，后来清朝数学家李善兰又翻译完后几卷。这本书她没有读过，但能在惜墨如金的中学历史课本中大书特书一笔，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当然，汪舜华想要引进的并不只是这一部书，而是想让明朝真正了解整个世界，毕竟有些话不能从她嘴里说出来。理由也是正大光明的：“只有博采众长包罗万象，《四库全书》才真的能说全！更重要的是，现在对外交往频繁，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她咬了咬牙：“国朝图书尚且泥沙俱下，何况蛮夷？如果朝廷没有掌握，先让书籍传播到民间，才真是后果不堪设想！与其这样，还不如主动作为，只有经过朝廷批准，才能公开刊刻，否则一律不许传播！”
　　这样有理有据，自然没人会反对。因此建极八年，汪舜华正式下旨，鼓励敬献书籍，由四夷馆组织翻译刊刻，如果入选《四库全书》，还可以获得奖励甚至关税减免。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相继就有海外商人献上了很多手抄本；尤其次年开始从西域引进人才，相继带来了大量的典籍，几乎把整个百年翻译运动的成果搬了回来。如今四译馆正在没日没夜的翻译。
　　从他们口中，汪舜华还得知了另外一个消息：“当年帖木儿征讨四方，将各国工匠带到撒马尔罕。他死后，儿子沙哈鲁没有穷兵黩武持续扩张，而是努力经营乃父遗产，大兴文治。兴建了很多学校、图书馆，还有一座天文台。在那里，他安装了一座巨大的限象仪，绘有九天星象、分秒度数、气候分野、海洋山岳图表。沙哈鲁极其沉溺于此，观测了三十年，完成了一份《历数表》，记载了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区、计时、行量运移、恒星位置，其中包括太阳、行星运行表和一千零一十八颗恒星的位置表。可惜兀鲁伯死后，天文台被毁，我们也只好到处亡命。”
　　世界上居然有这样的学者皇帝，简直堪称“皇位上的学者”。
　　只是下一句汪舜华就有点啼笑皆非：“兀鲁伯精通历算，测算出自己会被大儿子所杀，于是将长子拉提夫放逐。拉提夫十分恼怒，发动叛乱，将乃父处死。”？？？
　　这不就是俄狄浦斯的现实版，到底是真的中了命运的诅咒，还是诅咒给了现实的灵感？
　　这份《历数表》如今也带到了北京，汪舜华看着这份手抄本——看不懂，但是有图！
　　汪舜华简直不敢相信，15世纪居然有人能够通过肉眼观测，绘制出如此详细的星象图。
　　汪舜华还在感慨，詹事杨守陈幽幽的说：“当年宋朝宰相苏颂制水运仪象台，有撰《新仪象法要》三卷，其中有星图63种，记录恒星1434颗。”
　　汪舜华想起来，这可是比肩沈括的超级牛人，他的水运仪象台，集天文观测、天文演示和报时系统，堪称全自动装置。可惜这样的黑科技，后来竟毁于靖康兵燹！宋朝南渡之后，也曾经想过复原，但是主要领导换了几茬，都未能成功。
　　建极元年，朝廷设科学院，水运仪象台的复原也摆上了台面，尤其放宽天文学以后，不管是朝廷还是民间，都想复原这个东西，但即便有苏颂留下的说明书，对照图纸，还是没有成功。
　　汪舜华看着苏颂星图和水运仪象台的图纸，实在弄不清原理，简直想咆哮：“到底我是穿越的，还是你是穿越的！”
　　这边西域学者还在说着当年的兀鲁伯天文台是一座3层圆柱状建筑，装置有半径十三丈余的象限仪，以及十三丈余的大理石六分仪和水平度盘等很多精密的天文仪器，并收藏了天文历算等大量图书。
　　看了图纸，工程实在太过于浩大，光是选址就是要命的事，还是再等等，看能不能先把水运仪象台弄出来。
　　海商这条路来的也不少，汪舜华不认识外文，不过让人统计，最多的除了《圣经》，就是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此外哲学方面有柏拉图的《理想国》，文学方面有《荷马史诗》《伊索寓言》，数学方面丢番图的《算术》，阿波罗尼奥斯的《圆锥曲线论》，物理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以及阿基米德的一些著作。
　　——不要怀疑，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主要源头之一。这些思想巨匠明朝的士大夫不认识，在西方读书人里头算是家喻户晓，否则伽利略不会拿着两个铁球到比萨斜塔楼顶做实验去反驳亚里士多德；而《几何原本》使用了公理化的方法，后来成了建立任何知识体系的典范，在差不多二千年间里，被奉为必须遵守的严密思维的范例，在西方的印刷量仅次于《圣经》。现在明朝要收书，他们自然是捡名气最大的上贡。
　　汪舜华大喜过望，马上找熟悉两种语言的来翻译——肯定不能一步到位，那就先翻译《圣经》，其实她对这种书不感兴趣，但是现在要了解西方，必须读这本书。
　　商人们其实只是抱着侥幸心理，万一看上呢？其实对这些书认识的有限，就算真有读懂的，那也是凤毛麟角；人家万里迢迢是来做生意的，翻译官那三瓜俩枣的收入，还真看不上。
　　还有传教士。


第306章 远客（中）
　　官方禁止外来传教，但是外国商人很多是信教的，不能建教堂，那就在家做礼拜；不能刊刻，那就手抄；因此神甫还是有需求的。
　　有需求自然就有市场，何况自从《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泛传播，中国在欧洲人的心中，就是遍地都是黄金的宝地，而商人们的切身经验告诉他们，这大致差不多也是事实；因此，还是有一波接一波的传教士踏上了来中国的商船——朝廷禁止传教不要紧，上帝与我同在，只要结交了士大夫，取得陛见的资格，说不定明朝皇帝真能被说动了呢！——谁不知道几年前，大明还是海禁的，看看这些年改了多少规矩！
　　只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明朝对佛教道教尚且严格限制，何况其他外来宗教？不仅严格禁止传教，而且高压反腐，当然这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确实腐败的问题日渐突出，但是在朝堂上，宗室高官和商人尤其是洋人结交，那绝对是找死的节奏，因此一直没有搭上这条线。
　　神甫赞玛提欧和海米尔斯就是这样倒霉催的人。
　　赞玛提欧是意大利人，才学渊博，一直周游列国传教。
　　当时奥斯曼帝国迅速扩张，拜占廷帝国外围几乎都被占领。拜占廷向西方求救，双方于1439年签署东西教会合一决议，确认教皇为基督在世代表，史称“佛罗伦萨合一”。但拜占廷的居民并不接受罗马天主教，“合一”没有成功。
　　尽管如此，一些西方的雇佣军来到拜占廷，教皇也承诺会给予必要援助。赞玛提欧就在这种背景下来到君士坦丁堡，他不仅带来了圣经，还带了一堆古希腊圣贤的传世经典，想要让远方迷途的羔羊们真正感受到上帝的荣光。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前脚刚进了城门，后脚穆罕默德二世就率领大军来了。
　　这场仗一打就是两年。君士坦丁堡只有8000守军，但两面靠海，连接陆地的两面有水深170米的护城河拦阻，加之城墙坚固，敌军一时无法得手。
　　外头炮火连天，赞玛提欧的传教也遭到了居民们的抵制，还和当地的神甫海米尔斯等人结下了梁子。开头还是辩论教义，后面互相指控，甚至上演全武行。
　　毕竟是客场作战，赞玛提欧一伙人被抓起来，扔进牢房数地板。
　　穆罕默德二世凭借天才的军事才能，将外海战船运进内海，攻破了这座城市。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士兵洗劫了这座壮丽雄伟的古城。
　　海米尔斯等人作为神父，自然也被洗劫，人也被扔到牢狱里。
　　要不怎么说，不是冤家不聚头。
　　在牢狱里，双方仍然争议不决。
　　直到被放出来，看着城池一片焦土，两人这才坠下泪来。
　　君士坦丁堡变成了伊斯坦布尔，新帝国施行宗教宽容政策。政府对基督教徒采取退还房舍、豁免赋税、免服兵役等措施，鼓励他们继续定居。
　　但联想到惨烈的宗教战争，海米尔斯和赞玛提欧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逃离。
　　本来应该回欧洲，但是海米尔斯很是犹豫。
　　偏这时候，被士兵抓住，说是异端要砍头；还是信仰东正教的商人胡比昂拦住，给了金银疏通，放了出来。
　　胡比昂告诉他们：“现在帝国允许我们信仰上帝，但是要缴纳重税，生意实在是不好做。听说印度、中国那边特别繁荣富庶，我打算去那边寻找机会——听说当年中国皇帝派人来，那排场，太壮丽了。”
　　那就一起走吧，看看去那边能不能传教；当年教皇派了好几波人去中国，也不知道成果怎么样。
　　于是他们慌慌张张坐上东去的商船，一路上见到很多商人，都在传说中国印度的繁荣——有的只是听人说，一传十十传百；还有人自称去过中国，说得天花乱坠，就差说那就是人间天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