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不过看着罗颜清和幼辞那神情不同，但信心一致的样子，李来亨也重新抖擞起精神来了：
　　只是区区的多尔衮，又不是皇太极，有什么可怕的呢？
　　晋王殿下的手下已经有了许许多多的手下败将，左良玉、袁时中、史可法、鳌拜、阿巴泰、济尔哈朗，这些人都是曾经在历史上留下自己大名的人物。
　　可是他们都失败了，李来亨却胜利了。
　　晋王殿下并非天降神将，可他的确做到了只有天降神将能够做到的事情。在短暂的五年时间里，从一介民夫饿殍，到实际上执掌大顺国柄的监国晋王，李来亨的人生的确是如同梦幻一般。
　　他从无败绩，百战百胜，一步步靠着不可思议的奇思妙想和对历史的预知走到了这一步。单纯论能力，李来亨根本不能望皇太极和李自成的项背，可他到底是现在历史舞台上的生存者。
　　李来亨想着：
　　皇太极和李自成，这两人是明末的大时代里，真正拥有开创一个时代能力的雄主。可是皇太极失之于他的民族身份，李自成失之于他的基础和时间，他们终于都丧失了在历史舞台上继续领袖群雄、独领风骚的机会。
　　按照历史本来的脉络，这个机会最终将传递到大清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福临的手上。但是多尔衮和福临俱是中人之姿，多尔衮的确较顺治皇帝厉害很多，但又不能同形同开创之主的皇太极相比，到底只是历史的跟随者，而非开创者。
　　至于南明的帝国双臂李定国和郑成功，李定国是南明历史上无可置疑的唯一一位大英雄，可他是英雄、是巨星，却也不是能够开创一个新时代的人物；
　　至于郑成功，他同样是南明的英雄，但不及李定国的大公无私，还称不上是大英雄吧？在李来亨自己的心目中，现在还在南京做一介贵公子的郑成功，或许称其为“霸臣”，比称之为英雄更重要。
　　不过和李定国相同，郑成功也不是开创性的雄主人物。他有开创之资，但到底缺乏皇太极、李自成那样开阔的胸襟和高屋建瓴的全局眼光，始终落眼于厦泉一角，难以超越更广泛的视野。
　　这或许才是国姓爷在南京城下功败垂成的根本原因吧。
　　至于孙可望，他的确是南明历史上最特殊的一个人物。孙可望不是英雄，他是一个拥有开创之主潜质的枭雄，若历史给出了机会，南明甚至汉人最后的机会，其实在孙可望，而非李定国和郑成功的身上。
　　但是孙国主，智不及此，用一种最羞辱的退场，完全摧毁了自己的天命。
　　李来亨在心中肆意一番点评天下群雄，好像真的拥有了李自成和皇太极那般高远的眼光。
　　他站起身来，甲叶振作叮当作响，大顺五军同样在枕戈待旦、整装待发，大战一触即发，甚至太原、潼关和磁州车骑关一带，大规模的战斗实际上已经完全爆发了。
　　“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李来亨高高仰着头，他的身材比较幼辞高大得就有些过分了，幼辞努力踮高脚尖也没办法帮晋王扎好发髻。
　　罗颜清带着一丝温存的笑意，将世子李玄烨放到了床上，她走了过来，产后的身材已经完全恢复了过去那种健美诱人的样子。
　　罗颜清亲手帮李来亨结好发髻以后，吻在他的侧脸上，低声说：
　　“殿下有把握吗？”
　　李来亨一手拍拍幼辞的肩膀，一手揽住罗颜清，大笑道：
　　“孤的底牌，比多尔衮的头发更多！”
　　幼辞为之失笑：“那也不是很多嘛！”


第六十二章 添乱小能手

　　一条雄壮的黄河切断了华北大地，其北与其南，这原属于明朝的庞然遗体，此刻却分属于两股新生的力量。
　　其北是自关外席卷而来的满洲，其南是勃发于中原的大顺，按照明朝遗民的视角，这应该说是“明失其鹿，边贼与流贼共逐之”。至于僻处巴蜀的张献忠和偏安江南的南明小朝廷，都因为其兵力上的差距，不能对天下大势造成更多影响。
　　不过在这其中，占领成都、诈称西明，以太平天国年号称为正统的张天王，却和那群江南士人不一样。
　　他更有野心，也更有果断。当然，还更加有行动力。
　　当多尔衮带领着满洲人一支空前绝后的浩荡大军南下决战的时候，当李来亨全力征发和调动中原、荆楚的物资准备抵御东虏南征的时候，张献忠早已不动声色地舔舐好了汉中之败的伤口，整军经武，准备二度北伐。
　　自从崇祯十六年五月，大西军进入成都以来，张献忠控制四川多数地区已经有了约大半年的时间了。因为张献忠受到传教士影响改奉天主教的缘故，他那些奇奇怪怪、唯我独尊的天命思想，与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相结合，反而起到了以毒攻毒的作用，使得大西军在蜀中的施政较为缓和。
　　当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与原本的历史上不同，一直和张献忠共患难的早期谋士潘独鳌、徐以显都没有像后世历史上那样牺牲在胜利前期，西明的文官政权组织始终被张献忠的左膀右臂掌控，而没有落入到像汪兆龄这样的投机文人手中。
　　张献忠雄踞四川，对于明朝的残余势力、本地的官绅豪强和土司武装，都采用了潘独鳌的建议，软硬兼施，用一手打一手拉的方式，一一平定了曾英、杨展、朱化龙及摇黄十三家等各色或明军或土寇的本地武装。
　　原本在名义上，张献忠还启用了在川、陕一带很有声望的明朝旧官樊一蘅担任西明政权的首辅大学士，但实际也不过空有名头。
　　特别是当樊一蘅、王光恩北伐汉中不利以后，更是自己给张献忠送来了一个削官的好借口。樊一蘅、王光恩回到成都不久，便在西明诸将群臣的攻击下，被张天王削去官爵，樊一蘅被罢免了首辅大学士和礼部尚书的官职，王光恩则由翼王被贬斥为冀国公，二人都沦为闲职之人。
　　汉中之败使得西明政权中最大的异己实力派王光恩彻底熄火，其余如曾英、杨展、朱化龙、袁滔之辈，则相继被潘独鳌和徐以显削弱和收编。
　　到了崇祯十六年的年底——亦或者说是西明太平天国元年的年底，张献忠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对四川内部各派势力的整合。
　　西明比起历史上的大顺，对于四川的整合速度显然快了许多倍，成果也肉眼可见地显著许多。这主要是由于张献忠采取了拥奉朱由榔而削弱官绅抵抗的政策，再加上潘独鳌和徐以显均很有见地的采取了正确的怀柔政策。
　　四川因此有幸避免了历史上一场无辜的惨痛屠戮，汪兆龄虽然依旧在西明政权中担任户部尚书的高官，但他无权插手人事，在资历和威望上都不能和曾经同张天王共患难过的吏部尚书徐以显相比。
　　于是四川的科举依旧在徐以显的主持下，以怀柔的方式推行。对于那些写文章讥讽张献忠的士人，西明军亦不加以屠戮。
　　这番“以恩止杀，另颁新政，与民更始，遣将四出，不劳亲征”的政策，既符合了张献忠入主蜀王府后急于享受的安乐心理，又给了饱受明末摊派之苦的巴蜀百姓以休养生息。
　　经过大半年的休息治理以后，虽然中间也发生了樊一蘅、王光恩北伐汉中不利的惨败，但由于这一支北伐军的兵员多数都是王光恩所部“关营”士兵及不大服从于张献忠的明军降兵，因此实际上汉中之败并没有给西明政权造成很不利的影响。
　　至太平天国二年时，曾担任过明朝户科给事中的四川广元举人吴宇英，已经以西明川北巡抚的名义跟随东王孙可望出镇保宁数月。
　　他和东王相处融洽，深深地为孙可望的眼光见识所折服，经过数月治理以后，他写信给正在成都以西明东阁大学士兼刑部尚书身份赋闲的老友高斗枢说：
　　“……东王亦智谋之士，其镇保宁，北出谍人于汉、兴，以窥闯孽之政……闯孽固万死难辞其罪，然其政亦颇大有可观之处……东王纳保定诸属乡绅、举贡、监生、秀才童生，乃至农卜医学僧道及民间俊秀子弟，赴府城考试，又拔擢贤人，图治乡里……虽经汉中之败，保宁犹有大有年光景……”
　　吴宇英对孙可望佩服非常，敬佩之情，皆浓缩在书信里面。正在成都赋闲在家的高斗枢接到信件以后，却还是不屑一顾，他和农民军斗争多年，对这些逆贼属实看不上眼。
　　即便是现在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高斗枢也不会像吴宇英这般真情实感地钦佩流贼。
　　他和老部下王光恩正在一处喝酒，边喝边说：
　　“王爷……国公今日悔之不及否？成都开城之时，国公不明白当有今日之辱？张献忠是何人，国公竟然以为能够与虎谋皮，殊为可笑。”
　　高斗枢接连讥讽刚刚被削去翼王王爵的王光恩，而手上关营兵马折损大半的王光恩也只是喝着闷酒，说不出什么话来。
　　高斗枢又故作神秘地说：“你知道闯孽使者到成都来了吗？”
　　王光恩闻言吃了一惊，他在夷陵时就和闯军有恩怨，更何况那个当年被他出卖的小老虎，如今已经是大顺的监国晋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