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许都低下头来，他这个山东招讨使，他这个晋王所器重的读书人，到底又做成了些甚事！
　　“谷经略，王将军……是王将军殿后的吗？”
　　谷可成默然点头，他双手抓住许都的肩膀，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才说：
　　“王得仁断后死战，为徐州的防御争取了更多时间。将来……百年以后，大顺国史之上，必须留下他的忠勇之名。”
　　许都自年少起就以任侠之士自诩，可这么多年来的所谓豪侠之举，对比王得仁此时的英勇就义，就真的不啻是一个笑话。
　　忠义每多屠狗辈，若王杂毛这样的人物，怎能说是做贼十几年呢？分明是为民起兵任侠十几年才对。
　　许都眼眶湿润，低声道：“王将军儿子的名字还是我起的……大顺不能让忠臣义士寒心，绝不能像崇祯苛待卢象升、孙传庭那样，绝天下豪杰之心。”
　　阎尔梅对王得仁并不熟悉，但他和徐州城的各阶层军民百姓一样，都知道王将军的断后牺牲，完全是为了让徐州军民能够有更多时间加强城防。
　　即便大家是从未谋面过的陌生人，想到此处，心中也不觉感到一分哀伤和上涌的复仇热血。
　　或许正因为是从未谋面过的陌生人，或许正因为王得仁也曾经是一个备受搢绅田主欺压过的贫穷边民，他的牺牲，在这些自视甚高的搢绅、名流的心中，才感到惊人的冲击。
　　处在大顺军旗帜下的士绅们，已经不敢、不能也无法再用“贫民的主动牺牲是被搢绅的忠义所感染”这种话来欺骗自己。
　　他们不得不承认，当民族、社稷和天下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时，贫民们的忠义、气节和道德，不仅丝毫不逊色于享受了二百年太平之世的士绅辈，而且在牺牲方面还远远过之。
　　阎尔梅感叹道：“如王将军者，真江南士大夫所远远不及也！”
　　谷可成咬着嘴巴，握紧手说道：“王将军已经牺牲，我们若不阵斩睿酋，怎么对得起磁州、大名、濮州、郓城、沛县和留城的死难者？怎么对得起先帝！”
　　“徐州军民已经完全动员起来了。许都说，“城中不分贫富贵贱，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无论大户小户，家家皆有人上城而守。军民百姓们听闻清兵的暴虐以后，都是宁死也不会降虏的。”
　　徐州城在元代的时候，因为蒙元朝廷的丞相脱脱亲率大军，镇压徐州李二起义，以百炮轰城，城尽毁，后建城于奎山脚下，改名为武安州。明洪武年间废武安城，仍迁回故址重建徐州城。城墙以砖石垒砌，周长九里余，城高及底宽均为二丈三，顶宽一丈一。
　　但天启年间，黄河决堤，水深一丈三，徐州城完全被淹，于是迁至城南二十里铺重建，这是徐州第二次迁城。
　　崇祯元年黄河洪水退却以后，城内淤积泥沙厚达一至五米，城市文物悉埋于积沙之中。时兵备道唐焕于原址重建，是谓崇祯城，城规模及形制与地下洪武城雷同且相重合。城东门、北门沿袭旧称，西门易名为武安门，南门改称奎光门。
　　现在大顺军就是在崇祯元年徐州城的基础上，于各城门加筑垒塞、营盘和炮台。谷可成经过留城大营的一战以后，对于棱堡、星堡式防御的设计，更有心得和经验。
　　他看到许都主导增筑的众多炮台及营盘，设计分布相当合理，对于徐州防御作战的前景，便更具信心了。
　　“老城的周围还要另外增添土垣，现在工程已经大部分竣工。”许都介绍道，“北关新筑土城一座，西关、西南和南关土城都是去年就已经开始修筑的。”
　　徐州外围的新筑土城都设六门，炮台十数座，形成掎角之势。徐州城内道路也已经经过了修整，城内道路整齐，府道衙门、都司、察院等宫廨林立，官署、学府、祠堂、会馆等雕梁画栋也多被改造了军事所需的垒塞。


第一百三十二章 当立盖世功名

　　谷可成所任命许都的徐州四面牢城使，这一官职也来自李自成、牛金星绍述先唐的复古官制。
　　牢城使是唐五代以及两宋时期的一个重要使职官，最早出现于唐末，五代后梁时曾避讳改为牢墙使，后唐时又复称牢城使，五代其他各朝及宋朝皆沿袭之，十国中也有出现。
　　关于牢城使，《宋史》明确记载说：“皆待有罪配隶之人。”宋太宗在雍熙二年也曾经下诏称：“偷盗满七贯者，决杖、刺面、隶牢城。”
　　可知在宋朝的时候，牢城使的概念更多是作为一个机构，起到关押罪犯并充劳役的作用。
　　五代时期的后晋高祖天福八年，也有相关的敕书说：如乡村妄创户及坐家破逃亡者，许人纠告，勘责不虚，其本府与乡村所由，各决脊杖八十，刺面配本处牢城执役。
　　说明五代的牢城至迟在后晋时期就已经具备了督管罪囚配隶的司法机构性质。
　　但牢城使一词，在唐代和唐以前则并不是这个意思。
　　李自成和牛金星这一对君臣，作为铁杆的盛唐复古主义者，当然不会取我大送时的职官寓意。
　　唐代的牢城使继承自北魏，是负责选拔民兵、修缮守城，特别是战时负责统管城防全局，守城防卫的官职。
　　唐代后期在州阵军中还曾经出现过所谓的牢城兵，这就和现在许都组织起来的那批搢绅团练、豪杰散勇和奴婢武装一样，属于具备民兵性质的城防军，与宋代牢城使的押管罪囚、督促劳役之事根本无涉。
　　唐末时，高骈时任淮南节度使，他在扬州被叛将毕师铎包围的危急关头任命其从子为牢城使，至少可以看出牢城使是由节帅辟任的，且是其身边极其亲近紧要之职。
　　而大顺的官制，就是在唐朝的基础上改良而成，虽然内里实质多采用了明朝职官需要的内涵精神，但无论是名称还是一些改良官制的地方，都和唐朝官制存在极大联系。
　　在唐代，牢城使、牢城兵俱为临时委派设置。唐末牢城使当为临时差遣的使职军官，并不常置，大顺军中的牢城使虽然也有临时性，但比唐末时期则更加固定化一些。
　　谷可成以许都为徐州四面牢城使，就是将主持徐州城防任务的重任，几乎都交到了这个参加大顺军不久的年轻人手中。
　　巨大的信任和责任感，当然还有面对多尔衮虎视眈眈的危机感，都让许都必须打起十万分的精神，将自己的生命和精神完全投注到徐州城防之上。
　　为了坚壁清野的考虑，许都已经下令拆除了徐州城外缘的全部民宅庐舍。这对于那些居住在徐州城城墙外侧的平民百姓来说，无疑将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但是大顺军的物质力量又是这样的丰厚，当此民气沸腾、人心可用的时候，阎尔梅也极力劝说许都，不要因为拆除民房的小事而影响到大顺军此刻已经逐渐树立起来的王师形象。
　　阎尔梅在看过了大顺军仓储的丰厚情况以后，直接提议：
　　“诚如六国论所言，以大顺的物力分配，足可以封天下之谋臣，礼天下之奇才。现在睿酋倾巢而来，是欲一击决天下，角斗之势已成，大顺军此战战胜，则不唯独中原，即便天下也是半入晋王囊中。
　　比较如此丰厚的回报，许生你又何必吝啬一点点的金玉米麦呢！”
　　在阎尔梅的强烈要求下，许都便从徐州的仓储中取出大笔顺军存粮，以高额的钱粮作为补偿，弥补所有住房在城外的平民之损失。
　　这一消息公布以后，全城可谓大哗。虽然也出现了少数奸猾的文人和大豪绅大户，妄图夸张渲染自己在城外的田宅是如何广阔奢华，以骗取大顺军的补偿金。
　　但阎尔梅熟悉徐州搢绅，只要有他在，一般的小民或许还控制不住，较有名头和财力的士绅一流，到底有多少家底，那是决计不可能骗得过阎尔梅的。
　　至于阎尔梅所不熟悉的一般小民，即便夸大了自己的财产损失，能够骗取的大顺补偿钱粮限于规模和见识，也是相当不足一提的。
　　对于徐州的大战，本地的军民百姓经过这一段时间各种消息的冲击后，早就做好了付出极大代价和牺牲的准备。
　　大部分人并没有考虑过，在大顺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多尔衮攻取徐州”的战略里，自己究竟是不是那个要被牺牲掉的“代价”。
　　可是当许都决定补偿百姓因坚壁清野而导致的田产损失时，人们对于徐州会战的前景，便骤然出现了特别强烈的希望。
　　无论如何，像大顺这样一个朝廷，的确让徐州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了“新朝雅政”的好处。这和营田制不同，在营田制改革中，有人受益，也就必然有人受到损失。
　　营田制改革是一次重新分配，是在有限的利益中做零和博弈式的再分配。而现在许都密布徐州百姓的损失，依靠的则是大顺军极为强大的农业生产力。
　　普天之下，论农业生产能力，在李来亨已经巩固并且正在高速推广的营庄制面前，清廷、南明，甚至是张献忠的西明小朝廷，那都是萤火比于皓月，何止是微不足道，简直是让人不忍一哂。
　　虽然多尔衮一再强调的“开封藏银七千万两”的传说，只是一个传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