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根据万历三十年，时任户部尚书赵良卿的说法，相比从前商税年年有足额，逐渐稳步上涨的情况，随着税监的派出，地方上的商税征收出现了“以原额约之，岁缩一岁，几减三分之一”的情况，商税并没有随着征税关卡的增多而变得更多。
　　以河西务钞关为例，由于征税太多，以至于商人罕至，原先一百多加布店目前仅剩下三十多家。临清关，原先伙商三十八人，今年只剩两人，至于关闭店铺更是有数百家之多。诸多商铺纷纷闭门歇业，严重影响了商业贸易的开展。
　　到崇祯初年，经由东林党出身的户部尚书毕自严整顿商税，钞关税收这才日渐增加，到崇祯十三年已从万历年间最高的四十万两，增长到了八十余万两——可见征收商税的问题上，东林党人未必不能起到好的作用，或者更应该说，在整顿财政的方面，官员之间的问题，从来不是简化为了江南与北方、东林与非东林这样二元化的形式。
　　盐课方面，崇祯年间的盐课收入较万历原额在130万两以上。
　　但是因为李来亨占据的三楚之地，大多不是明朝时主要的产盐之地，所以盐课收入虽然极为丰厚，却注定和李来亨没有多少缘分。
　　至于其他杂项，多以货物税为主，与商品流通环节关系不大。万历六年时杂项原额全部折银，当年实征约三十二万两。此后明朝的杂项货物税基本没有大的变动，直到天启时期因为西南战事和辽事新饷，前后总共加派了二百二十万两之多，崇祯朝更把包含在杂项之中的“生员优免银”也加入加派之中，又加派数十万两之多。
　　从此处杂项商税的加派中也可以看到，崇祯朝对于商税只有增加，而没有减少。甚至到了军事紧张的时期，崇祯对于“生员优免”的特权都进行了加派。
　　可以见得明朝朝廷的财政问题，不是因为不收商税，而更加主要是明朝朝廷的整体已经完全腐烂、坏朽。即便崇祯屡屡加派商税，可是这些税银却要不断填入一个又一个的无底洞中，腐坏的朝廷在各个环节上的贪墨，也会消耗大量税银，而低效的行政效率，更加导致了十分钱用出去，只有一分钱能产生效果的弊端。
　　收不收商税，从来不是此中称得上严肃的问题之一。仅崇祯三年重新整理杂项加派，实际加派额就高达一百六十万两之多。可是在腐朽的行政体制下，这一百六十万花出去，中间各个环节官员抽吃卡拿一番，最后用到实处的税银，能否有十六万两都不好说了。
　　所以李来亨贯彻了李自成提出的“平买平卖”政策，在楚闯管辖范围内，实际上相较于明朝统治区域的商税，是不增反减。
　　由于崇祯后期不断增加的商税，特别是钞关等流通环节的商品税，已经造成了地方商业的大规模萧条。所以李来亨推行“平买平卖”、降低钞关商税的政策以后，地方商业和流通复兴，在削减商税加派的情况下，直接税银收入反而比宋一鹤担任湖广巡抚时期，要大大增加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任谁都知道像晚清曾国藩那样到处设关办卡，疯狂收取钞关厘金，固然能短时间内提高收入，可是也势必造成商业的大规模萧条，饮鸩止渴，负面影响极大。
　　说来好笑，李来亨后世读过不少穿越小说，那些穿越者们穿越到清末时期，都知道裁撤钞关，设置统一的商品税，保护商品在流通环节上不受到层层的剥削而削减竞争力。可是他们穿越到明末的时候，却好像就突发奇想，一下子不懂了商品税的重要性，而只是野蛮粗暴地广设钞关税卡，这比起崇祯一再增加钞关，实在让人想不清楚到底有什么区别。
　　也或许是因为这些人，根本不知道崇祯增加钞关税率和新增加芜湖钞关、南京宣课司、德州仓等钞关的事情吧。
　　当然在海关税上，明朝的政策就极成问题：福建和广东的海关收入，全部加到一起，居然还不到五万两……
　　但是不管是楚闯还是中原闯军，都还没有控制出海口，海关税问题也就不需要李来亨多加考虑。
　　其实明朝海关收入这样低，无非是因为此时郑芝龙独霸东洋，海关收入几乎全落在了郑氏的手中罢了。
　　但郑芝龙即便通过国际贸易收敛了惊人的财富，可他骤得巨富一样，照样是在福建各府广置土地，并没有把钱花在了扩大船队规模、扩充工商经营的范围上。
　　说到底，明朝的土地才是最稳定、最划算的投资品。
　　郑芝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超级海商，他熟练地插手甚至垄断相当一部分的国际贸易，在全世界的商品交换中据有了最重要的一块版图之一。
　　以他的海商经验，依旧把获得的钱财用来投资土地。充分说明了明朝的土地投资回报率高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土地投资的稳定性更是超过了海商贸易不知道多少倍。
　　不像李来亨那样用营田制，强硬地把土地投资的回报率砸到无利可图的地步，即便像郑芝龙那样垄断国际贸易的一大部分，又有何益？
　　当然像郑成龙那样由于清军的打击，出于外部环境打压的缘故，丧失了继续在内地投资土地的条件，倒可能成为一种迈向新道路、新世界的契机。


第七章 九江之战

　　郭君镇、刘希尧和蔺养成在武昌会师以后，又获得了高一功和湖北绅商耿应衢的全力支持，在补充完种种水师作战所需的辎重物资以后，便千帆并进，顺流东下，直趋九江城下。
　　九江一役，闯军作战计划完全由郭君镇一手拟定。郭君镇性情乖张霸道，眼高于顶，他没有和武岳节度使高一功以及刘希尧、蔺养成两位水师统帅商议，就直接确定了先攻小池口的战略方针。
　　郭君镇断定小池口城小狭窄，难以抗衡闯军水师船只运载的火炮。而且九江的供给，多由小池口方面用小划船运至。罢黜小池口，撤其犄角，固我藩篱，可以解决之后攻取九江的后顾之忧。
　　因为明军疏于防范，楚闯水师以小船夜袭，轻易得手，随即又派兵登上江岸，袭烧了后山营垒，赣勇因此大溃北逃。
　　至此日天明，江西总督袁继咸原本设置在桂家昄、渡河桥一带十余座营垒亦被毁平。之后郭君镇才派出蔺养成率部行动，蔺养成是革左五营中最先投靠李来亨的豪帅，所以他虽然也不满郭君镇盛气凌人的态度，但依旧听命行事。
　　闯军水师派出炮船，移营小池口驻泊，狂轰滥炸，用新铸红夷炮击毁城外坚垒数座，充分发挥了水师的火力优势。袁继咸修建的石城工事遭到严重破坏，守军甚至不敢站立到女墙上防守，城内也不敢举炊。
　　第三天，郭君镇和刘希尧完成总攻准备，陆师登岸强攻城门，闯军将士们将早已准备好的稻草堆叠在地上，障身而进，顷刻之间，就把壕沟填满。
　　小池口守军士气完全崩溃，陆续放下武器投降，九江失去特角，补给完全切断，形势已然孤立。
　　但是九江一带毕竟地势险要，虽然赣勇战力不强，可是袁继咸却是一个很有才干的督抚大臣，又获得了江西士绅的鼎力支持，陆续将九江守军增加到了明军官兵六千余人、赣勇一万余人之多。
　　江南明军中最善战的勇卫营大将黄得功，也派遣数千兵马到九江协防。
　　正当袁继咸获悉小池口失守而紧锣密鼓加强九江防守的时候，郭君镇抓住明军全力注重九江防御的好机会，密令蔺养成分派小划船及北岸陆师快速前进，出其不意地攻袭湖口要塞，再剪除九江下游犄角。
　　湖口是长江锁钥，天险林立，绝壁悬岩，水流湍急，使人望而生畏，极难攻克。蔺养成率领的渗透部队，又缺乏炮船，兵力数量也不多，但他潜行迂回，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埋伏于湖口后山，等待水师攻击后偷袭。
　　负责防守湖口的明军将领田雄是黄得功的部下，可是田雄麻痹大意，对于蔺养成的行动茫然无所知。当闯军水师主力对九江展开牵制性进攻的时候，蔺养成也密令渗透至湖口附近的众多小划船放火船袭扰湖口要垒。
　　当田雄的注意力完全被江面上的水师吸引以后，蔺养成便亲率陆师，在湖口后山发动冲锋，陆师由山顶俯冲而下，勇卫营猝不及防，出营奔溃。
　　这一支部队本来是袁继咸极为仰仗的明军精兵，却因为田雄的失误，导致未经一战便自行奔溃。守卫九江的江西本地军队，受此影响，军心大乱，不复能战。
　　郭君镇趁机下令各部发动总攻，与刘希尧一起陆续攻破石钟山和梅家洲等处赣勇营垒，势成摧枯拉朽。
　　到这天晚上，蔺养成率领渗透的陆师奇兵部队登城，郭君镇则分道水陆截击，闯军得以攻破湖口要垒。田雄率军溃围逃走，袁继咸闻讯以后，扼腕叹息，他向北方朝拜一番以后，便欲投水自杀，但跳水后侥幸未死，又被幕僚救起逃去南昌。
　　另有一群赣勇防守的小孤山要塞，本来也是九江、湖口一带的坚垒之一，此时获悉湖口被蔺养成偷袭得手的消息后，马上就派人向郭君镇献上降表，主动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