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闯军用营田、民兵、司法推官等新体制治理三楚，随营学堂、乡官学堂也都在加速培养着可堪一用的基层乡官官吏。
　　楚闯的乡政，当然有可为一大观的地方。
　　除了这些乡官以外，谢明弦负责的节府试，也选拔了数量不少的一批落魄士人。这些人除了一部分被顾君恩吸纳入参军司，随军北上，参与了艰苦卓绝的博野守城战以外，还有相当数量的一部分留在了湖北，同陈可新学习政务。
　　此时陈可新已经完全接过了过去由白旺担任的都营田使工作，营庄制改革正在更为广阔的范围中如火如荼地展开。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楚闯除了需要自己培养出来的、成熟可靠的基层乡官以外，也需要相当数量的中层官吏。
　　由节府试选拔出来的前明中下层文人，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中基层政务的磨练以后，就与他们的前辈陈可新相同，或者在营田系统中担任要职，或者慢慢走上了各地知县、州牧的位置。
　　这些官吏未必就是闯军死忠的同路人，可是在时局稳定的情况下，在闯军新体制巩固的情况下，他们都很难再做出什么不利于闯军政权的举动来，甚至是想贪墨要钱，也既无胆量，也无机会。
　　何况闯军尚处在严酷的征战时期，自上而下都推行右武政策。为了征调援兵北上，楚地已经半成军营，从郭君镇往下，各级武将分出各府各州各县，握有大量实权。
　　在一些毗邻明朝管辖地区的州县内，不乏还有武将使用军法管制文官。间或便有武将把犯法文官锁拿至府城的消息传来。
　　但闯军治理三楚，对于本地士绅学子和文人，也并不一概完全进行打压。随着楚闯政权在湖北的日益巩固，荆襄节度使陈荩首先在襄阳前往文庙祭祀了孔子，此后又陆续推出了一些赈济寒生的新政策。
　　这一段时间来，湖北气候也出现了好转，虽有水涝却无大旱。水涝又在白旺等人的努力治理之下，没有扩散成较大的灾害。
　　一时间丰收安乐，正在顾君恩麾下做参军的曹本荣，他表兄黄州举人刘子壮当时即在担任营田使，去安陆回禀丰收情况时，路过一大片禾稼，就欣然写下了“履亩科租法最奇，畜肥兵饱士民怡”的诗句。
　　兵民之相安，士马之安乐，外则虏兵敛迹，内则物阜民安，为耿应衢等工坊主的大发迹，奠定了极有利的环境基础。
　　这回郭君镇统水师欲东下拔取九江，耿应衢便又嗅到商机，他特地请曾为武昌棉布工坊题字（字是天道酬勤，略丑是确实字略丑了一些）的武岳节度使高一功引见，终于得以见到总掌楚中戎马的郭大将军。
　　一见到郭君镇以后，耿应衢马上就抓到机会，大谈生意经，向郭君镇大肆推销武昌所产的桐油、麻绳、铁钉，甚至还有给船上水手们准备的冬季手霜。
　　郭君镇是用兵的大师，却不是生意场上的高手。此情此景，只让郭君镇大感可笑和荒唐。他心中甚至想着耿应衢这样的做法，究竟算不算是搢绅想要拉拢和腐化自己？
　　好在有高一功从旁解释，才不至于让性情乖张的郭君镇突然下令，把耿应衢就地锁拿起来。
　　高一功对耿应衢这一段时间来的经商情况了解很多，他原来就颇为重视了解黄麻士绅的生活状况，对于耿应衢这个出了名的老实人，也有一些耳闻。
　　获悉耿应衢贩货经商，甚至最后在武昌大造工坊的传闻后，高一功就想起了过去在随州时有过几面之缘时这位老实人的样貌，一时间好奇心大作，便多次前去工坊拜访耿应衢。
　　一来二往之下，高一功更感到棉布买卖大有可为，耿应衢的思路和想法也都很值得推广。棉布的利润是其次，给这些因为营庄制而丧失田产收入的搢绅们，找到一种合适的出路，又是另外一种对闯军极有好处的事情。
　　李来亨慢慢收紧楚中士绅本就不多的田息收入以后，部分人甚至出现了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走投无路之下，怎么可能不对楚闯政权升起敌对的情绪呢？


第六章 明末商税论

　　耿应衢的成功，落在高一功的眼中，当然就成为了一种具有模范作用的旗帜。他和白旺、陈荩这另外两位节度使商议以后，就决定推出耿应衢为标杆，以此劝说搢绅投入商贾殖货之道。
　　毕竟不是所有士绅都有行政经略的才干，不是所有搢绅子弟都有能力通过节府试，成为楚闯官吏，更加不是所有搢绅子弟都具有足够的才华，进入顾君恩的眼中，被拔擢为参军司僚属。
　　剩下的搢绅之中，又多的是缺乏经商殖货才能的人物。好在现在已有了耿应衢为首的一群成功人物，那些缺乏经商才具的搢绅，只要投资已有成果的绅商，或与其合营办货，收取股息，都能维持生活。
　　其实这本就是李来亨推行营田新法的一层用意所在。
　　营庄制剥夺了地主的土地经营权，虽然为他们保留了一部分的田息收入，使得他们尚且能够通过自己原有的土地收获一部分利益。
　　但随着楚闯政权的不断巩固，李来亨就不断采用种种新的手法，削减士绅地主们旱涝不收的地产收入。迫使他们完全放弃投资土地，而转入到经营工商的行列里。
　　营庄制踏勘田地所出，再与耕种者分成，田主所得田息则极少。就田赋的赋税率而言，楚闯政权虽然对自耕农较为优待，可是对于占据农民数量最多的佃农来说，楚闯政权的赋税率比起明朝原有的赋税率，优势并不多么大。
　　只是营田政策的特点，就在于把原先地主向农民征收的田租，完全夺取到了政权手中。楚闯政权通过田租，可以获得远超过明朝一般赋税率的收入，可是实际上又把地主本来征收的田租率大幅度下降。
　　对于佃农来说，他们收到剥削最严重的本来就不是来自于明朝的田赋，而是来自于地主的田租。如今田租完全由楚闯政权掌握，田租率大幅度下降，楚闯政权依旧极有利可图，佃农的租税负担则几乎减弱数倍之多。
　　这还没有提到由于土地经营权落入到了庄使手中，丧失土地经营权的士绅地主，从此再也不能用各种借口，迫使佃农沦为地主的长工，消耗大量劳动时间为地主干白活。
　　这一部分原属于士绅地主所有的“超经济剥削”，经由楚闯政权派出的庄使掌握以后，他们便能利用农闲时间，组织那些没有参与民兵训练的佃农修缮水利，进一步活化了楚地的农业生产情况。
　　闯军在湖北消除陋规，增加财政收入，所以虽然频繁兴大工、修水利，可是民却自安其乐，毫无苦楚可言——因为他们以前农闲时不用去修缮水利，一样要被地主叫去帮忙干各种白活，现在帮楚闯政权修缮水利，既可以获得一定收入，将来水利设施同样还可以供自己使用，生产的积极性，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在商业流通范围，李来亨则基本保持了李自成提出的“平买平卖”政策，主要实行保护工商流通的经济政策。
　　过去闯军由于整顿军纪的需要，在军中基本上是采取以配给制为主的制度，对于士兵很少发给现银军饷，只有少量的生活津贴而已，而主要是给士兵和家属发给可供生活余裕的粮食。
　　但随着楚闯政权在湖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闯军又已基本上完全脱离了流动作战阶段，半配给制的制度，就非常难以长期维持下去了。
　　货币的铸造和流通，还有对于商品流通阶段的税收问题，都慢慢提上李来亨需要亟待考虑的范畴之中。
　　货币问题，因为李来亨上面毕竟还有一个闯军“中央”在。在李自成和牛金星等人完全敲定闯军的货币政策以前，不管李来亨是想铸造标准化的银币，还是推行激进的纸币政策，都不免有僭越之嫌。
　　而商品流通阶段的税收政策，也即是所谓的“商税”之说。楚闯政权本来颇有意重科商税，但考虑到耿应衢等绅商还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大部分搢绅经商经验又极少，一旦重科商税，这些还不容易找到生活出路的士绅，怕不是又得要回去造反抗闯了。
　　只是后来一段时间，毕竟楚闯政权不同于明朝朝廷，像作为李来亨情治机构的恳德记，这样一个非常强力的部门，便是由商人出身的萧维崧以及另外一大群掌柜掌握的。
　　商人出身的萧维崧嗅觉相当敏感，他广泛收集了明朝商税的具体情况以后，多次写信送往归德、德州和真定等地，同李来亨反复讨论，陈述情况。
　　明朝的商税包括主要在生产和销售环节中所征收的货物税，如官店钱、塌房税、门摊税、落地税、牙税、契税、酒醋税、屠估税、典铺酌分等。
　　商品运输过程中，向船户和车主征收的国内关税以及向运销商品的客商所征收的商品税，有钞关税、工关税（如竹木抽分）、门税、过坝税等。
　　此外，另有市舶司征收的海关关税。
　　这些种类繁多的税种里，以钞关和盐课税收为最大头。万历年间，钞关税收收入以万历二十六年为巅峰，收入最高达到四十余万两。万历二十六年开始，为了增加商税收入，税监频出，从九江到扬州，这数百里的距离上，就有湖口、安庆、池口、荻港、芜湖、采石、金陵、瓜埠、仪真等多处关卡进行征税。而这势必给商业贸易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