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 [全本校对] (赤军)

　　……
　　刘粲还在做相国、大单于的时候，刚愎自用，独揽朝政，但当他终于得偿所愿，晋位皇太子之后，姿态反倒相对放低起来，肯于倾听诸多老臣的意见了。这主要是因为此前他主要的目标是挤垮刘乂，此事不可谋之于众，老臣们也未必肯帮忙出主意；而当太子宝座终于到手，眼瞧着皇帝大位也非遥不可及，似乎再没有什么人可以摇撼自己的权势了，刘粲才终于把主要精力从揽权转向了国事。
　　再加河南之败，以及刘乂“清君侧”，多少也给这个年轻人的雄心壮志兜头浇了一瓢冷水，使其骄焰渐息。
　　因此面对崭新的时局，刘粲便召太师刘景、太傅任顗、太保朱纪、大将军刘骥、大司徒刘励、司隶校尉乔智明等重臣商议对策，最终得出的方略是：
　　“东用石勒，西抚刘曜，北和鲜卑，南控大河，秣马厉兵，再谋河南、关中。”
　　为此，不但加封石勒为赵公，还拜晋阳守将石虎为征北将军，封上党县公，同时遣使北上，去尝试与拓跋鲜卑结盟。郁律对此明面上的表态是：“我为晋之代王，终不背晋也。”私下却暗示可在边境互市——因为刘琨的败逃，使得拓跋鲜卑很难再得到来自中原的物资供给，而他暂时又没有必胜石虎的信心，那就只好跟胡汉商量着讨要了。
　　由此可见，在局势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拓跋郁律不大可能再大规模挥师南下，且若局势向胡、羯方向全方位偏转，郁律也有许盟甚至于向汉称臣的可能。
　　北线既然暂时无忧，那就要尝试对南方用兵了。刘粲本人是主张自河内渡河，直取洛阳，或者从河东南渡，争取切断河南与关中的联系的，认为唯此才是掏心之策。他说：“若司马邺在长安，所在遥远，或不易取，天幸今归洛阳，与我止一水之隔。若能再破洛阳，或擒或逐司马邺，则南人之气必堕，皇汉复兴可期！”
　　但是其弟济南王、大将军刘骥却提出反对意见，拱手说道：“阿兄，今国中粮秣不足，各部人心不齐，不可奢望一战而败南军，只能徐徐侵削之。曩日之所以能破洛阳，为彼重臣不和，司马越、苟晞相争，且其时赵公与王弥尚在河南，则即便无宁平城之胜，我围洛阳，司马越等亦不克来救。今则不同，祖逖奄有兖、豫，削平割据，裴该镇守关中，出关而旬日可抵洛阳城下。则若我攻洛阳时，裴该来救，甚或王敦也自荆州北上，其势危殆……”
　　刘粲摆手摇头，说：“卿等尚以裴该为晋之纯臣么？我早便说过，彼归晋主而留台关中，是欲自王也。”
　　司隶校尉乔智明道：“其唯如此，方才可虑。倘若裴该拥晋主于长安，急受我攻，祖逖未必往救，而必请迁晋主，避之于洛。而今晋主还洛尚不足一岁，岂有还归长安之理啊？则若洛阳悬危，裴该必不肯袖手旁观。晋已下诏，使讨司马保，则司马邺败，裴该不能在关中复立司马保，司马家余人，声望也皆不足，彼又岂肯失此大义旗帜，而成为天下之共敌呢？”
　　刘粲垂首不语。
　　刘骥续道：“臣弟以为，与其攻洛阳，不如试取关中。如攻洛阳，须请赵公发兵兖州，作为策应，但闻冀州大蝗，赵公未必便肯发兵，则是我独当南军，胜算渺茫。若攻关中，则可使雍王南下，以击其侧……”
　　刘粲问道：“若祖逖往援，又如何？”
　　刘骥答道：“可命赵公佯渡河，以牵制祖逖。今晋主在洛阳，祖逖又岂肯虚其都而率主力西救啊？若攻洛阳，则如臣弟此前所言，裴该断无不救之理了。”
　　太师刘景也说：“今国家精锐，皆在平阳，河东、河内则坞堡纵横，多晋人世家，只是暂且羁縻而已。则若攻洛阳，必由河东、河内，路途遥远，倘若彼等晋豪骤起异心，恐怕会断我运道。而若攻关中，自平阳西向二百里即可渡河，途程既近且安……”
　　大司徒刘励趁机插嘴，说：“今岁料是平年，然臣预先计点，秋后所得未必丰盈，恐怕难支大军久征于外。是以臣赞同太师所言，与其远向河南，不如近向关中。”
　　乔智明道：“晋主前有诏，讨伐司马保，则今岁秋后，裴该或将西征秦州……”刘粲微微颔首，乔智明得此鼓励，就放心大胆地一口气说下去：“若彼不征秦州，则司马保将再断陇道，我若西渡，即凉州张氏也不能往救，敌势必蹙；若其往征秦州，我正好趁机攻取冯翊，冯翊下，一马平川，可抵长安。”
　　刘粲沉吟道：“我本意攻洛阳，是欲召石勒率师来合，然而大将军所言甚是，冀州大蝗，石勒或不肯来……”说着话，似有意似无意地从鼻孔里轻轻哼了一声——“然若攻长安，难道刘曜以丧败之师，便敢奉命夹击么？”
　　乔智明笑道：“臣有一言，或有冒犯，殿下勿罪。”
　　刘粲道你放心大胆地说吧，我不怪罪。
　　乔智明便道：“殿下此前因势所迫，封其雍王，则关中土地，本为雍王所有。今若殿下率师西渡，所得冯翊乃至长安，难道会拱手让与雍王不成么？他若肯来相合，尚有可说，若不肯来，正好罢雍王之封。如此情势，雍王也必然明白，是不肯按兵作壁上观的。”
　　太保朱纪也建议：“臣意可诏楼烦公（刘虎）南下，与雍王相合，先击冯翊，而我趁势渡河西进……”
　　刘粲在经过仔细考虑过后，最终还是接受了刘骥等人的建议，于是才刚入秋就开始核算收获，分派物资，调动兵马，打算渡河西进了。就此才有了彭夫护的侵扰安定，和刘虎的南下冯翊。
　　然而双方的配合极其糟糕，一直要等彭夫护和刘虎全都撤了，刘粲才姗姗来迟。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其实正如裴该所说：“百足之虫，不死也僵。”


第五十二章 虚兵
　　平阳胡汉政权的基本架构，基本上照抄晋制，并在其外又建单于台，以统驭氐、羌等所谓“六夷”——屠各本族乃至匈奴，不算为夷，是归大司徒而非大单于管辖的。如此两套制度，虽然貌似圆融，且主从有序，但实际运作起来，仍然诸多磕绊。
　　首先屠各、匈奴，虽然多数汉化，终究也有不少仍然游牧，且与旧晋人世豪之间矛盾重重，想用同一套班子总体管理起来，难度相当之大，起码无论刘聪还是刘粲，都没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和耐心——倘若刘渊尚在，或许情况会略好一些。
　　其次氐、羌等六夷，如今其势大削，余者与平阳政权尤其是刘粲，亦多不相得了。
　　胡汉政权的民族架构，是以屠各为核心、匈奴五部为股肱，外抚晋、夷。也就是说，刘渊之所以能够壮大，首先是以屠各而御匈奴，继而与氐、羌等六夷，以及部分晋人世豪达成和解，结成同盟，如此才可僭号称尊、雄距一方。刘渊在时，初命刘聪为大单于，统驭六夷，刘聪继位后，改任刘乂，又改刘粲——这三任大单于当中，其实以前皇太弟刘乂最得氐、羌的拥戴。
　　缘由也很简单，因为刘乂父屠各而母氐人，而且其母族在六夷尤其是司隶、并州的各部氐人之中，权势和威望向来称尊。
　　刘渊第一任皇后乃是呼延氏，呼延为匈奴贵姓，此乃屠各与匈奴之间的政治联姻——其太子刘和，便是呼延后所生之子。呼延后去世后，刘渊晋封侧妃单氏为后，单氏先有一子，就是刘乂。
　　单后之父名叫单征，本是上郡氐酋，势力颇大——不弱于如今的虚除权渠——他在永嘉二年正式背晋而东渡臣从于刘渊，也是在这同一年，呼延后崩，单氏继立为后——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别有蹊跷，外人便不得而知了。
　　等到刘渊薨逝，刘和继位，欲图诛杀诸弟，刘聪起而相搏，就是靠着他当时大单于的头衔，得六夷之助，才能顺利击杀刘和的。但在政变成功后，刘聪却假模假式地推让帝位，欲尊其弟刘乂，缘由何在？一则刘乂虽幼，却是单氏所生的嫡子，而刘聪本张夫人所生庶子，尊卑有别；二则刘乂作为单征的外孙，虽然还未成年，却在六夷中威望很高，因此刘聪才不敢遽然跃居其上。
　　刘乂当时尚未成年，因此固让不受，刘聪遂得以践祚，尊单氏为皇太后，封刘乂为皇太弟，并任为大单于、大司徒。然而其后不久，刘聪便将大单于之位又转授其子刘粲，甚至于更进刘粲为相国，将汉、夷之政一以委之——刘乂、刘粲之失和，便自此始。
　　——还有一种说法，刘聪实烝单后，刘乂多次劝说单后自重，导致单后郁郁而终，刘聪和刘乂的兄弟感情才就此走向终结。
　　在原本历史上，刘粲多次通过靳准、王沈等奸人，恳请刘聪废刘乂而立自己为皇太子，遭到刘聪的拒绝。于是靳准等人设阴谋、下圈套，诬陷刘乂谋反，先杀其亲近大臣和东宫官属数十名，再废刘乂为北部王，最终将之谋害，并杀依附刘乂的平阳士众五千余人——其中泰半都是氐、羌酋长，由是“氏羌叛者十余万落”，几乎占到了六夷的一半儿……
　　而在这条时间线上，刘乂倒是先因情势所迫，与刘曜合谋，打算“清君侧”，杀靳准、王沈，结果被刘粲挫败，提前顺理成章地丢掉了皇太弟的宝座，遭到幽禁。刘粲等国内政局略微稳定一些以后，也便本着斩草除根之意，跟原本历史上一样，除去了刘乂，并杀其诸妻妾、子女。历史按其惯性发展，氐、羌多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