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之席卷天下 (明镜要高悬)

　　反过来，如果一个乡绅贿赂一个官员一千两银，乡绅再反手举报。
　　官员免职被抓不说，罚官员十倍一万两银返给乡绅，而且乡绅所有的田免税三年。
　　这样的双重举报，谁先占优的情况下，乡绅不敢给钱官员，官员更不敢收别人的钱。
　　从而保证了乡绅们的利益，替他们省了以前的孝敬。
　　刚开始乡绅们可能觉的，自己大量的田被逼的送人或低价卖掉，以后的日子一定要清苦起来。
　　但后来发现，每年的开支也少了，不用动不动给银子各级官员和吏员，出去的费用也少了。
　　交的各种税也没有了。
　　不做商业的话，也没有商业税，几百亩田家里吃吃用用是足够。
　　慢慢的他们也开始认命。
　　但不认命也没有用，失去奴仆和家丁，仅靠乡绅们自己，是什么风浪也卷不起来。
　　搞定农业税后，丁毅又开始征商业税。
　　第一批，选酒楼，客栈，布商，粮店，盐商，牙行、酒商，等几种大的商铺和与民生相关的商铺，收税。
　　定额收税，每户每年，十两到五万两不等。
　　刚刚搞定农田税，丁毅又收商业税，民间顿时哗然，很多商人都破口大骂，自明一朝，还没有谁收过这样的商税。
　　明朝的商税分住税和过税。
　　住税中分官店税，塌房税，市肆门摊税，落地税，牙税，契税，酒醋税，屠洁税，其他。
　　过税中分钞关税，抽分税，门税，淮安四税，其他。
　　看这税法，几乎和后世差不多，到处都能收税，但实际上操作难度极大，特别在京城和江南等发达地方，越是收不上税，你有关系能免，他也有关系能免。
　　魏忠贤在时，曾免了关外潘家口、桃林界、岭冷口、潼关、咸阳、大庆、庆阳、凤翔、汉中、临洮、西安、三原、浙江、直隶等处的商税，范围之大，比东林党主政时期还夸张。没免的地方主要是跟东林党人关系比较大的南直隶地区的一部分，那里的人一看其他都免，就我们没免，马上不干了，把派来收税的人打死了。
　　都敢把收税的人都打死，你说能收多少税。
　　所以明朝的税种类很多，但收到的税少得可怜。
　　现在丁毅先把驻军驻到各县，再把吏员一换。
　　以前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税我都不认，就按定额收税。
　　每个铺子，先有捕快衙役观察十天，看其客人进出，判断卖货量，从售价到成本评估，最后给他们一年十两到五万两的固定税。
　　各种生意当然有淡季和旺季，但丁毅不管，以某月份一个月为标准来定额。
　　以前明廷定的税全不算，事实上以前也是名存实亡，根本收不上。
　　这时有大量的商铺都不在里面，如肉铺，衣铺，脂胭水粉，杂货等，不在里面的还沾沾自喜。
　　第一批被征税的人中，自然有不服的。
　　有人还想学南直隶（南京），组织人驱赶殴打上门收税的捕快衙役。
　　“杀”各县没有犹豫，户主被杀，家里被抄，所有财产充公。
　　几个出头鸟被杀，其余的俱是瑟瑟发抖。
　　这时官府有人出来保证，以后除了这定额税，不会再有其他税费，只是每年会调整高低。
　　官府收税，就要保护商铺，有人敢到你们商铺闹事，必抓。
　　其间路超的情报司行动起来，派人暗中鼓动各地青皮去商铺闹事，商人们报官，官府果断派营兵出动，活捉了几百个青皮，在各县当众砍头，查抄青皮家里，赔偿给商人。
　　大部份青皮很穷，官府认为商铺破坏较大的，则免税若干。
　　这下商人们的心情又不一样，突然觉的这种交保护费性质的税费，挺好的。
　　你交了税，官府替你做主，还不收你的好处。
　　这么好的官府，到那找啊，大伙自然慢慢认可了这种税。
　　到九月时，各县府和登州一样，选最繁华区，设正规堵档，按各县人口不同，每县每州只准二家。
　　与登州一样，按人口数每家每年要交一到五万两，县州下面的镇，每镇只准有一家，每年按人口数交三千到五千两。
　　众商人趋之若鹜，纷纷投重金找关系竟争，莱州人口众多，有商人甚至提议，本州只能开一家，我给你们二十万。
　　十月，登莱两地十几个县府同时打击红楼，每县州只能开二家，每镇只能开一家，与堵坊在同一条街上。
　　每家按县府人口数，每年要交五千到一万两，镇级的则为一千到三千两，商人们同样趋之若鹜。
　　很多之前被逼卖田的乡绅们，也开始竞争干这个行业，丁毅也果然上路子，支持一些失去大量粮田的缙绅们，算是对他们的补偿。
　　这商业税能收起来，还是非常可怕的，特别加入了红楼和堵坊这两个暴利行业。
　　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末，登莱两府加十五个州县所有镇新收各种商税破100万两（因为是先交税，所以算到当年9月算到明年9月一年的税）。
　　登莱两地的商业税震惊丁毅的部下们。
　　所有明末的人第一次见识到商业税的威力。


第654章 人生有多少个十年
　　但对丁毅来说，这种还只能算是小钱，如果将来占有江南，商税将更加的可怕。
　　当然了，这也是这个时代山东地区受灾不严重，丁毅经营的好，人口比较多的原因。
　　你换成陕西山西等地，很多县都没多少人口，商业也不发达，你开价五千，也未必有人愿意干。
　　明代不是没有消费能力，明代的人大量藏银，把银子做成冬瓜，一个个藏放在家里。
　　明代有的是银子，只是大伙不拿出来消费。
　　丁毅把堵坊和红楼放在一起，形成热闹的商业街，再把欧洲，日本，朝鲜，大员，济州，东江等地的特产拿到各县去卖，并且在他治下是没有宵禁的，晚上一样可以活动，促进消费。
　　再控制数量，让他们相互以质量取争，争抢客源。
　　商税的威力慢慢呈现，百姓也愿意消费。
　　为了征收农田税，商业税，丁毅先征八千吏员，然后又在次年再征七千吏员。
　　登莱两地新增吏员达到一万五。
　　这在大明朝已经是不可想像的夸张。
　　整个大明全山东省的官吏加起来，估计也没有这一半多。
　　但想想后世，随便一个县里，吃财政饭的加起来，就可能有上万人。
　　这个时代官员少，却能办事，以前就是靠各地乡绅。
　　现在丁毅踢掉乡绅，全由自己人来办事，只要人多就好办事，人多了就有控制力。
　　但丁毅在登莱十五个县府州仅吏员就接近一万七八千人（登州是最多的，以前就有一千多）。
　　平均每县达上千吏员，对当地的村、镇级控制力极强。
　　吏员们分县里和村、镇。
　　县里的吏员家属，都由县里安排事做，比如建筑，缝衣，打扫卫生，清理沟渠，引流安置灾民等。
　　村镇的吏员家属在各村被分配田地，囤田养渔，养殖家禽等。
　　从而使丁毅的人马和势力，完成了从府，州，县，镇、村，五级的控制。
　　当然，这样的花费也是巨大。
　　这么多吏员的工钱、福利加吃等，有孩子的还要集中上学，这样一年各种开支近五十万两白银。
　　这要放在以前，对丁毅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现在每年他征税就一百一十万石粮，按现在的粮价，随便卖个二三十万石粮就够了。
　　而吏员的家属们也帮着丁毅卖粮等各种用工，从而保证吏员全家都依附丁毅而活，死心踏地跟着丁毅。
　　等丁毅商业税和农田税全收上来后，登莱地区仅每年两税，折合银子已经接近三百万两。
　　有了钱他马上又大手大脚花钱，因为手下的营兵和吏员家属都要养起来。
　　他开始修整各县道路，清理卫生，修建水渠，打造水车，加大用工，促进当地就业，和提升农田质量，银子哗哗的流出去。
　　次年就用了一百多万，而这么多银子砸下去，不但带动了各种消费和用工，整个登莱各州县的面貌完全不一样了，老百姓都能体会到，很快人人称颂。
　　并且经过丁毅这么一搞，县城卫生情况不说，乡村农田抗灾能力也获得极大的提升。
　　看到登莱两地农商两税如此之高，东江镇的人也终于明白，只要有固定的地盘，有大量的人口和繁华的商业，这银子来的也很容易啊。
　　丁毅层层推进，先全面控制登莱，再推进商业税，终于在经营登莱近十年后，开始获得丰厚的回报。
　　过几年，等民心稳固一点后，他再征收其他所有商铺的商业税。
　　到时又能小赚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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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回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六月。
　　五月时，丁毅把登莱各地守备以上营将俱强留在登州，然后他自己也回到旅顺。
　　而旅顺那边，还有朝廷宣旨太监王承恩在等着他。
　　王承恩做为丁毅的老朋友，当年第一次过来宣旨时就与丁毅一见如故，但后来随着丁毅的官越做越大，崇祯对丁毅的印象越来越大，王承恩也很少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