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赵匡更提出一些惊世骇俗之说。一是《左传》非亲受经于孔子的"左丘明"所传，而是出于孔氏之后的门人。其引孔子自比，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并非同时代人。尤其是《论语·公冶长》有"丘明耻之，丘亦耻之"的话，所以"丘明者盖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见称于当时耳"②。自西汉以来，今文经学非议左氏，只在左氏不传经上，也未疑其作者。自赵匡此论始，《左传》的作者为何人，竟成了经学、史学研究中的重大争论问题。二是对于《春秋》的"例"所表现的怀疑态度。《春秋》的"例"，即其表示微言大义的条例，历来被奉为研究的圭皋。其中，影响最大的要数杜预释《左传》之"例"了。杜预称："凡例，皆周公之旧典、礼经。"其"例"有云："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赵匡驳道："然则，周公先设弑君之义乎？"其"例"又有："大用师曰灭，弗地曰入。"赵匡反问："又周公先设相灭之义乎？"①周公时的"旧典"，怎么可能为后来春秋时期的"弑君"、大国吞灭小国事先规定出"义例"？这可以说是赵匡"求事实当推理例"的最有力的例证。
　　有疑则有辨，啖、赵的大胆怀疑精神，对中唐以下的疑古辨伪，显然开了一个好头。但他们对三传也不是一笔抹煞，陆淳曾经明确说过：②　《纂例》卷一《三传得失议》。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②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①　《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
　　啖氏新解经意，与先儒同者，十有二三焉。②最后，上述各主要观点的形成，都可归结到啖助对于《春秋》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上，这就是：《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礼必然矣。③上千年来，三传释《春秋》都以周代礼法为准则。就历史事实而言，孔子确曾强调过"吾从周"，《春秋》书中表现出的倾向无疑也是这样的。但到中唐，安史乱后藩镇此起彼伏，如果讲《春秋》按周代礼法行事，就难以回避周初分封制的合法性，也就等于说安、史以来的藩镇抗命称王是符合周代"典礼"的了。那样的话，《春秋》作为传统经典，岂不就彻底失掉了"劝善惩恶"的"神圣"功用？为了保住《春秋》的"神圣"的"经典"地位，只能采取"信经驳传"的手法，三传解释的义理都不算数，错都错在三传的说法上，《春秋》经还是好经，责任不在"圣人"身上。于是，需要改变的只是三传中的陈旧观念，重新赋予《春秋》经新意就行了。结果，《春秋》就被说成"不全守周典礼"。这显然是强加到《春秋》名下的说法，用意旨在否定分封制。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是汉唐之际的一大政治体制之争，几乎在所有思想文化领域的所有重要论著中都要涉及论列。
　　安史乱后，《春秋》学作为一个学派，首先从这一体制问题入手，形成较为系统而又特点鲜明的思想学说，这已无庸置疑。但其为维护经典的"神圣"地位另强加"新意"的做法，似乎并没有使经典"神圣"起来。
　　②　《纂例》卷一《重修集传义》。
　　③　《纂例》卷一《春秋宗旨议》。
　　（三）从历代评论看其影响与地位中唐兴起的《春秋》学派，自宋至清评价不一，甚至互相对立，截然不同。对此，人们有着种种解释，大多言之成理。但是，普遍忽略了一个关键性问题，即其正处在由经学思想向理学思想的转变时期。对于转折时期尚未定型的思想，自然容易引起来自各个不同方面的不同认识。下面，分别评述。1。救乱之旨影响久远在唐代后期至北宋初年，凡尊奉中唐《春秋》新学的，几乎没有庸碌懵懂之辈，多是接受其"从宜救乱"的救世宗旨，试图实现"革新"或"新政"者。
　　前面已经谈到，陆质本人直接参与了"永贞革新"活动，其他重要人物多是其弟子或私淑弟子，几乎都是家有其书，详见柳宗元《答元饶州论〈春秋〉书》。柳宗元是受陆质影响颇深的一位代表人物，其《非〈国语〉》一书"非左氏尤甚"，"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可视为是啖、赵、陆学之后的又一继作。柳宗元深受《春秋》学派影响，除章士钊《柳文指要》有论说，迄今仍少有人涉及。吕温早年就受学于陆质，陆质病故，著述尽付吕温。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强调："夫学者，岂徒受章句而已，盖必求所以化人。"显然，也是要学以"救世"。至唐文宗之世，刘蕡对策，全文6700　余言，竟有12　处用"谨按《春秋》"的方式立意，指陈当时的祸患，"浩然有救世意"①。
　　到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孙复、刘敞等再倡《春秋》新说，使陆氏整理的3　部书有了最早的刻本，为其学派的复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庆历新政"出现，也与新经学关系直接。
　　自中唐"永贞革新"至宋初"庆历新政"，面对"国势浸微"的局面，大都着眼于新经学"从宜救乱"的救世之旨，因而几乎不存在持否定态度的情况。及至清末戊戍变法，也与新经学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唐《春秋》学的"从宜救乱，因时黜陟"的宗旨，举世公认并产生出久远的影响。
　　2。《新唐书》的苛责新经学"从宜救乱"之旨虽然可以借用来"托古改制"，但其强调的"以明王道"、"忠道原情"都是紧紧围绕"解经"而发的，对于现实中如何"明王道"，如何进行"忠道原情"的教化，却是"纸上谈兵"，没有能够提出具体的办法。当"庆历新政"如"永贞革新"般昙花一现之后，北宋政权面临的形势如欧阳修所说，"夷狄叛、盗贼起、水旱作、民力困、财用乏"②。为此，十分向往唐朝"为国长久"，又不满意五代时纂修的《旧唐书》"使明君贤臣、俊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于是，仁宗君臣决定重新"刊修"《唐书》，以"黜正伪谬"，《春秋》学又演为
　　①　《新唐书》卷一七八《刘蕡传》。
　　②　详见《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六《准诏言事上书》。
　　唐史热。
　　在重新认识唐代历史的过程中，《新唐书》的"刊修"（主编）之一宋祁，从唐代以前经学发展出发，对中唐《春秋》学始持否定态度，提出严厉批评。他先这样写道：左氏与孔子同时，以《鲁史》附《春秋》作《传》。而公羊高、谷梁赤皆出子夏门人。三家言经，各有回舛，然犹悉本之圣人，其得与失盖十五，义或谬误，先儒畏圣人，不敢辄改也。
　　这是中唐以前经学演变的梗概，由此出发，宋祁进一步评论：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助所推著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则固；持一己之固而倡兹世，则诬。诬与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谓可乎？徒令后生穿凿诡辩，诟前人，舍成说，而自为纷纷，助所阶已。①其后的批评，包括清代乾嘉学者，都没有超过这一范围。宋祁如此评论中唐出现的新经学思想，应当看到他是有一定客观原因的。北宋仁宗时期，新的理学思想尚在酝酿阶段，先前的经学思想虽然出现种种"危机"，受到各方面的冲撞，却仍然是官方统治思想的基础。还应看到，宋祁是在总结唐代历史，而在唐代前期经学思想又是定于一尊的。《新唐书》要"黜正伪谬"，在思想领域除了佛教思想外，比较而言就要轮到啖、赵、陆等人头上了。3。理学大师们一致称赞宋初自孙复、刘敞再倡《春秋》之学后，"宋人说《春秋》，本啖、赵、陆一派"。值得注意的是，高度评价中唐新起《春秋》学，宋元理学大师几乎是一致的。请看：邵子（雍）曰：《春秋》三传而外，陆淳、啖助可兼治。
　　程子（颐）称其绝出诸家，有攘异端开正途之功。
　　朱子（熹）曰：赵、啖、陆淳皆说得好。
　　吴澄曰：唐啖助、赵匡、陆淳三子，始能信经驳传，以圣人书法纂而为例，得其义者十七八，自汉以来，未闻或之先。①理学大家们的评价，何以与宋祁为代表的批评如此相悖？除开社会背景及各自看问题的角度等外在因素外，主要应从啖、赵集传《春秋》，取舍三传的内在蕴含去寻找原因。而经学评论者们，大都无视这一关键性的环节，只注意其对传统的义疏章句的变异，因而斥之为"穿凿诡辨"。相反，理学大师们，则都很看重其内在蕴含与理学的相通之处，因而评价甚高。
　　啖、赵学说中，有两个取舍、损益的基本标准--"理"与"教"。关于"教"，前面已论说。关于"理"，啖助是这样提出的：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若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②赵匡在说"教"的同时，同样谈到"理"：
　　①　《新唐书》卷二○○《啖助传》"赞曰"。
　　①　转引自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