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更引起京中震惊的，无疑是上个月，来自朝鲜的求援使节团中，竟然有十一个人，同时在开封皇宫的宫门前面，刎颈自杀，血溅金河。
　　这些使者来华日久，却一直没能说服大顺军出兵。他们日日夜夜都为朝鲜同胞的遭遇产生感同身受的痛苦，当清军又在某道进行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后，使节团的成员们愤慨到了极点，便下定了包申胥哭秦庭的悲壮决心。
　　他们誓死决定，用自己的性命和鲜血，唤醒大顺朝廷上对朝鲜战事的注意力。
　　朝鲜十一壮士血溅宫门的事情发生以后，便是天子也再不能对东北战事视若无睹了。朝堂上下的舆论如火沸腾，不少没有经历过明末抗清战事的主战派年轻官员，也都愤然挺身而出，群聚大殿之中，请天子出兵为属国复此春秋大义之仇。
　　但是那些经历过明末以来连年乱战的老臣们，就持重得多。他们既知道八旗军的厉害，也认为辽东已经地远，何况是朝鲜呢？
　　伐辽救鲜一事，还是需要从长计议的。
　　不过也有年轻的官员，慨然道：“从长计议、从长计议，计议已一年有余，计议得满鞑子兵强马壮，由三四万兵马，壮大到七八万大军，如此计议下去，是要计议到山海关前吗？”
　　此言一出，朝堂哗然，吏政府尚书宋企郊直接出列，请求天子治该臣失言之罪。李来亨则坦然笑言：
　　“太祖太宗的祖宗法度，国朝不因言罪人，此何罪而有？太宰何处此言！”
　　天子一言既出，朝中舆论风向随即就大为一变。毕竟此前一年多的时间，皇帝每遇及朝鲜事，必顾左右而言他，不是转移话题，便是提起西南战事。
　　如今李来亨突然要求群臣仔细讨论朝鲜之事，很显然是他认为伐辽救鲜的时机已经非常成熟了。
　　方以仁暗自捏住手上的笏板，他知道这是因为清军在朝鲜四处搜杀王室后裔已经成功的缘故。根据朝鲜使节及旅朝华商的说法，去年一整年来，代善为了彻底瓦解朝鲜人的抵抗，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
　　其一，便是大肆搜杀朝鲜王室成员。任何与朝鲜王室有血缘关系，有可能继承王位的人，都遭到清军搜山检海的彻底追杀，以期起到完全断绝朝鲜人民复国希望的作用；
　　其二，则是满清皇室将其姓氏爱新觉罗改为了金姓，如昭和帝爱新觉罗福临改名为了金福临，代善也改名为了金代善。
　　满清皇室改姓金氏，便是声称自己的祖宗源头出自朝鲜——这并非是决然虚假的历史，女真建州部确实长期生活在靠近朝鲜的边境地区，双方历史上的交流次数不在少数。
　　只是代善这种做法，显而易见是为了蛊惑朝鲜百姓。清室改为金姓，又自称为新罗王室后裔，很明显就是为了长期占领朝鲜而已。
　　李来亨获悉这些情报以后，便基本上能够判断出来，清军在朝鲜的“为王前驱”工作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代善已经把朝鲜文化支柱的王室和两班士大夫都杀戮殆尽，这才做起了改姓换名的工作。
　　清军正准备把朝鲜变成一块扎实的根据地，却没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大顺军的刀锋已经酝酿好了威力，即将对辽东开弓射箭，新的一轮北伐大战也即将爆发。
　　此时西南战事也已经完全平定，李来亨早就下定将原本驻扎在云南的不少精兵铁骑调回北方，命令他们驻扎在北京一带，进行适应性的训练。
　　由于东北气候严寒，顺军北伐还需要筹集数量惊人的棉衣棉裤。所以湖北和江南地区，那些最早察觉到伐辽在即的商人们，便立刻加大投资，扩建棉纺织工场，这些消息灵通的人士，以耿应衢为首，随后便会在波澜壮阔的伐辽战事中，捞取一笔极为惊人的理论。
　　由湖广和江右两大商帮，逐渐发展出来的楚商集团，既具有顺朝的皇商性质，又由于最早采用规模化的工场经营方式，经济实力特别强大，堪称如今大顺排名第一位的商人集团；
　　由江宁、苏松、浙江三省商帮，发展出来的江南商帮，则以其特别雄厚的财富基础，后来者居上，急速追赶着楚商的步伐。江南商帮同样开始引进规模化的工场经营，并依靠富庶的江南地区作为基础，很快就发展出了不下于楚商团体的财力。
　　随着伐辽战事在即，这两大商帮团体也纷纷北上，楚商到陕西及山西活动，江南商帮到河北及山东活动，在日后为顺军后勤粮秣军资的筹集，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
　　至于更后来，由楚商建立的“走西口”贸易路线，更是为大顺军远征朔漠西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帮助效果。
　　后世顺军名将李懋亨、赵自牢、张国武、康大眼这西军四大名将，二十年间扫灭准噶尔、平定青海、远征拉萨、尽灭哈萨克三玉兹，立下了追赶卫霍的不世之功——则楚商所建立的西口贸易路线，裨益巨大。


第四十二章 青丘州

　　中国古代的边塞诗在唐代达到了高峰，然而唐朝以后，边塞诗却出现长期不景气的状况。虽然宋元明三代，某些时期，边塞诗某些时期甚至还有过局部繁荣，某些诗人在边塞诗创作上还有过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这七百年来，毫无疑问，边塞诗的创作在整体上确实处在一个低潮期。
　　仔细想想这也并不奇怪，宋明两朝疆域范围有限，诗人们缺乏机会见识极西朔漠的雄奇景象，也难以参与到跨越千里的军事远征行动中，自然便无法创作出堪比汉唐的边塞诗。
　　元朝虽然疆域范围极为广阔，但由于蒙元统治者并不重视汉人文臣，汉臣少有机会参与到这些波澜壮阔的远征活动里，自然也就无法留下描绘边塞军旅的诗文了。
　　直到顺朝建立，边塞诗不景气的状况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
　　自从大顺王朝建立以后，由于世祖一朝五十年，开国重视边功，多对外用兵，大军穷极西域、北达冰海、西拓瀛洲、南渡大洋，许多诗人跟随大顺军将士的步伐，有幸见到了域外种种瑰丽不可思议的雄奇景观，因此得以留下了大量描绘军旅的边塞诗文。
　　边塞诗如枯木逢春，在宋元明三代的衰落以后，出现了一派中兴景象。
　　顺朝边塞诗的繁荣，以诗歌的众多和诗人的广泛为一大特点。
　　魏晋南北朝留存后世的边塞诗不过二百多首，文化最为兴盛的唐朝，留给后世的边塞诗也不过两千多首。
　　而顺朝留存后世的边塞诗总量，粗略估计，竟然达到五万首以上，达到了此前古代边塞诗全部总量以上的惊人数目。
　　同时，顺朝边塞诗人的创作队伍，也大大扩展了。
　　从作者的身份来看，除了文人学者以外，帝王大臣、边将征帅的数量也不在少数。大量的职业旅行家、冒险家、外交官员、科研学者、洋务商人、移民群体、遣戍流人，也都陆续加入创作行列，使大顺一朝的边塞诗，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特殊样貌。
　　也使得顺朝边塞诗的文风极为多变，不仅涉及边塞的雄奇风光、军旅的艰苦生活，而且常常有描写旅途冒险、少数民族特殊习俗、探索活动的精彩刺激和移民群体融入本地生活等等的多样化题材。
　　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人，大多并无边塞经历，只不过依靠历史典籍和他人转述从事创作。唐代重要的边塞诗人，也有相当数量或从未到过边关，或仅仅偶尔涉足边疆。
　　顺代边塞诗人中，较为知名的创作者，则差不多全都有在边塞生活过的经验，其中不少人长期驻足边疆海外，甚至亲身参与了大量边塞征伐战争。
　　可以说，顺朝边塞诗人的边疆生活实践经验，远超前代。诗作反映的地域也空前广阔，绝不限于西域一隅之地。
　　过去汉唐诗人未曾重点描绘的日本、南洋、印度、波斯、欧洲、新大陆，都成为了顺朝边塞诗人浓墨重彩创作的主要题材。
　　可以说源远流长的边塞诗，到了顺朝，才真正成为了叙写四境之诗。
　　而且顺朝的边塞诗，不仅写征伐戎马、边地风光、民族交往……举凡帝王巡视、边地屯垦、海外探险、殖民移民、流人生活、异域饮食等内容，都进入创作题材范畴之中，填补了前代之空白。
　　顺朝是一个统一的大王朝，而且处在中国历史上由封建时期进至资本主义时期，由封建大帝国进至殖民大帝国的转化时期。
　　这与长期处在分裂状态的宋朝固然不能同日而语，较之同样处在大一统状态的明朝，疆域也要广泛得多。
　　而且到了顺朝后期以后，由于共和党人的频繁活动，大批出身贵族、官僚、富豪家庭的党人，纷纷被流放到了碎叶州、瀛洲、昭南、青丘、周饶等殖民领地内。
　　这些具有极高文化造诣的学者们，在艰苦多难的流放生活里，留下了一大批精彩绝伦的边塞诗诗篇。
　　如知名的共和党史学家赵翼，就是在流放青丘的过程里，创造了一大批抨击顺朝朝政、揭露国初真实历史的学术名篇，同样还留下了众多描绘青丘自然景观之壮丽、多民族融合之胜景的边塞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