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工程师 (米酿)

朱由检收到李植的奏章后就立即发出圣旨责备了三名藩王，让他们改正报纸。停止对李植的造谣诽谤。

当然，朱由检也知道自己的圣旨没什么用。朱由检的圣旨大概能让《三王日报》老实十几天，要不了半个月这报纸就会故态复萌。大明朝不以言罪人，这些文人造谣诽谤都习惯了。想想魏忠贤倒台后阉党被骂成什么样子就知道了。李植和天下士绅水火不容，这些文人既然有了报纸这个舆论通道，又岂会放过李植？

不过李植的反击，却让朱由检有些恼火。李植又一次率兵攻入济南城中，城墙上的守兵几乎是一触即溃，一百四十六名《三王日报》办报人全部被李植擒下，刑场斩首。

不仅如此，李植的五千虎贲师士兵进了济南城后，就赖着不走了。虎贲师士兵以维护局势为名控制了济南城的城墙和道路，俨然成为了这座省城的主人。朱由检两次发旨让李植撤兵，李植都拖着。

朱由检把王永吉的奏章往御案上一扔，发了一阵呆。他站起来，走到书房的窗边，看着窗外那些巍峨的宫殿沉吟不语。

许久，他才叹了一口气。

王承恩见天子叹气，凑上去说道：“圣上，津国公这次草菅人命，确实令人失望。”

朱由检看着窗外的景色发呆，好久才说道：“朕失望的，不是李植。朕失望的，是这些不知国家，不明进退的士人们。”

“我皇皇大明子民万万文化璀璨，平日里论起圣人微言一个个舌灿莲花，各种书籍言论汗牛充栋。但到了关键时刻，这些文人中选出来对抗李植的，竟是这样一群跳梁小丑。”

“办报，本是繁荣文化的好事。从大处来说，可以让百姓懂忠义明事理，知道国家大义。往小处来说，也可以提高山东士绅的名望声誉。把报纸办好，可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

“李植办出了我大明第一份报纸，组织样式排版格式都已经弄好，《三王日报》的文人们只需要抄去便是了。就这样，他们都做不好事情。既没有下力气到各地搜集最新的新闻，也写不出公正的评论文章。”

“除了维护自己逃税权力的陈词滥调，就是污蔑李植的谣言。最后好好一份报纸，就变成一份造谣中伤的工具。山东士人们到处为贫民们念颂的，就是这样一份东西？比起处处以公平公正匡正社会秩序，处处以家国存亡激励百姓忠义的《山东日报》，这士人的三王日报算是什么东西？”

“怕李植杀人，就拉藩王入伙，想凭借李植对皇家的忠诚行龌龊手段。然而凡事都有个底线，他们这样下三滥地攻击李植，除了给李植动手的口实，还能有什么作用？”

王承恩听到天子的话，叹了口气，说道：“和津国公文化鼎盛的天津比起来，山东的文人确实差了一筹。”

朱由检冷哼了一声，说道：“这些文人读了那么多书，什么道理不懂？满口道德却行龌龊之事，说到底就是满腹自私自利，根本不知道家国责任！”

“李植在天津推行公德教育，处处辨明是非，凡事先谈公利，朕深以为然。正是凭借这种文化，李植的天津才越来越繁华，李植的虎贲师才那么彪悍善战。反过来，正因为李植的势力这么欣欣向荣，所以才有不断扩张的势头。”

“若是我大明的官员有李植一半的公德心，要是天下文官武官做事有李植一半的责任心，我大明将强盛到什么程度？李植还敢挑战我大明的秩序？到处杀人？”

“朕叹息的不是津国公太蛮横太强，朕叹息的是我大明的官员士绅太下作无耻，太弱。”

王承恩听到天子的话，一下子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低头说道：“皇爷圣明！”

朱由检转身看了看王承恩，觉得王承恩终究没有领悟自己的话，又叹了口气。

朱由检用手掌轻轻地拍着窗台，说道：“王承恩，你说朕也效仿津国公，在天下文官士绅中提倡公德，提拔酷吏严惩屑小，如何？”

王承恩躬身说道：“皇爷圣明，天下的儒生士人都是读儒家经典张大的，满肚子忠孝仁义，按津国公的说法，这些都是私德。跟儒生士人讲公德公利，怕是收效甚微。”

朱由检想了想，又说道：“天津日报说得对，只有公德才能强盛国家。王承恩，你说若是朕用酷吏清理官场，提拔一些有公德，有是非的官员会如何？”

王承恩吸了口气，看了看左右，小声说道：“圣上，如今官场上的文官做官讲究的是座师门徒，讲究的是同年同期，讲究的是资历年岁。平日里廷推重要职位，天子还没有人选，这些官员就已经私下商量好了。有什么好处，那些文官们私底下都是按个人地位分了，可谓同进同退。”

“这些文官们已经全部结党，凡事都要一套潜规则，进退都看全党的规矩。不结党的文官凤毛麟角，还往往是因为被党人排斥才不得不孤立。圣上一重用，这些原先孤立的文臣同样结党营私。去哪里找得到不群不党，大公无私的孤臣？”

王承恩说的道理，朱由检如何不懂。只是看着李植越来越强，朱由检有些心焦，才说出这种不现实的说法。

叹了口气，朱由检说道：“如今建奴尚未完全歼灭，闯贼携十四家流贼又在陕西闹事，四川、河南也不太平。还听朝廷调遣的十几万边军处处救火尚嫌兵少。难道朕就看着李植越来越强盛，我大明越来越衰弱吗？”米酿说昨天检查原来是急性肠炎，今天退烧了恢复更新，谢谢书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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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一十一章 法庭

七月二十一日，李植摧毁三王日报已经十天。《山东日报》做了大量纠正性的报道，力图消除三王日报造谣给李植带来的负面效应。

好在《三王日报》只造了十几天谣就被中止，经过《山东日报》十天的反复宣传，原先对李植有所怀疑的百姓们渐渐都改变了看法。

接下来，《山东日报》集中火力，开始在山东宣传“津国公法庭”的好处。

李植想控制山东，不仅仅是需要在山东征税。商税和田赋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项利益，但同时，李植还需要得到山东的司法权。只有控制了山东一省的刑名诉讼裁决权，李植才能将自己的势力真正扩张到山东。

司法权是舆论控制、收税、办产业、甚至办学校等各种事务的前提。没有司法权，当地的官员在官司中直接把李植的财产侵吞怎么办？官员刁难支持李植的人怎么办？只有把山东文官们裁判官司的权力废掉，李植才能真正在山东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才能大展拳脚。

当然，李植的津国公法庭不仅是李植统治的工具，更是李植为百姓们建立公平公正社会秩序的坚强支柱。

明末官场*，地方官员办案往往受到权势和人情的左右，真正的小民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极容易被有权势者欺凌。整个社会根本没有令人信服的产权保障。有权有势，就可以打官司抢弱小者产业。有本事的匠人，必须花费大量的金钱去贿赂当权者才能生存。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能发展起来的只能是官商。高效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在不公的社会秩序下被处处刁难，支持不了多久就会土崩瓦解回到原点。

而李植的津国公法庭，则给予了百姓和商人一个公正公平的社会环境。在法庭的保护下，农民可以放心的把田地养肥不担心豪强来侵夺自家的好地，匠人和作坊主可以放心改进生产，不再担忧权贵的侵夺。甚至小商贩都能够在自家小推车上摆上更多的货物，不再担心青皮无赖的敲诈。

所以李植首先要在山东建起来的，就是法庭。

《山东日报》开足了马力，开始介绍法庭的好处。天津有法庭之前的社会混乱和有法庭之后的井然秩序，被反复报道。社会秩序建立之后百姓财产更安全了，人身更安全了。治安变好了，社会生产扩大了，百姓更富足了。

天津有了法庭之后一些经典的案件，被《山东日报》登载出来宣传到各地。

这一天，济南的一家茶馆里，读报人拿着一份报纸，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着：

“没有法庭之前，天津秩序混乱，凡事皆可抢夺。天津静海县卖油小商人宋宁做买卖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本来生意不错生活小康。但他因为家妻貌美，被静海县一千户惦记。这千户一心想把宋宁害破产把宋宁的妻子抢来做妾，买通衙役每日到宋宁店前搞事。”

“宋宁担忧畏惧，抛弃家传店铺逃到天津卫城躲避，在亲友的酒楼里做烧火伙计，穷困潦倒。其一子一女因为缺衣少食相继病死。”

茶馆里的茶客们听到这些，都没什么反应。这明末官场*不比得明初，社会秩序十分混乱，有什么好东西都会遭人惦记。娶个漂亮媳妇是十分扎眼的，没有权势的普通人有个漂亮媳妇迟早会出事。

对于宋宁这样的遭遇，大家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

然而报纸上的文章写到这里，话锋一转。读报人念道：“然而崇祯十四年津国公在天津开设法庭，法官清正公平，铲除奸恶抑制豪强，社会秩序逐渐建立。宋宁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就怀着试试看的态度把谋害他的千户告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