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小地主基本上有一些能力,能够挣下一些产业,或是继承长辈传下来的土地,也没有因为不良嗜好而把家业败掉。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家里还没有出过有功名的读书人,几乎每一个处在这种阶层的家庭都正在供养一个最聪明的儿子脱离生产去读书。这是从农民阶层上升到缙绅阶层的最后一步,跃过了这道龙门,一个新的缙绅家族就诞生了;而如果跃不过去,那他们就会继续在原地打转。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一场痛苦的官司或是一个无能的继承人,就会把这个家庭重新打回底层。大部分的举人和超过一半的进士、同进士都出自这个阶层,不过相对于他们庞大的基层人口数量,能够从中脱颖而出并且再上一个台阶的家族,称得上是凤毛麟角。
这些小地主并不急切需要一百两聘金去购买土地,但这笔钱可以让那个寄托着家族希望的儿子继续在省城里学习下去,拜入更好的老师名下,多参加一轮科举考试。一旦成功地跳过龙门,家族未来的几代人的繁荣就都有了保证。
这些人对女婿也有一定的要求,不但要求看看未来的女婿,还详细地打听女婿的各种情况,不愿意把女儿随便许配给某个兵痞无赖。幸好川军尽力配合,让这些人非常满意。和任堂谈判的时候,有些人还问起女儿远嫁四川以后,有什么办法可以和娘家保持联系——而贫穷的农民阶层很少有人提出过类似的问题。
小地主们只会把女儿嫁给明军,而不会让儿子前去邓名的军中。女儿可以作为一种投资和下注,终究是嫁给了外姓人,也便于掩盖;但是将儿子打发去明军那边,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对明军也没有充足的信心。这些人得到明军的聘金后,普遍拿出来一些给女儿购置嫁妆,多则二十两,少则十两,不让女儿两手空空地上路。
这些小地主不让中介的媒婆买卖他们的女儿,所以邓名交给任堂的中介费就省下一些,预算显然花不了。邓名得知这个消息后,就让任堂拿出一部分预算来,交给这些小地主,让他们去办一些书院——和豪门不同,大部分这个阶层的人只能凑钱请老师来给子弟们上课,做不到请名师上门辅导——明军赞助他们开办书院是一种姿态,因为邓名不是夔东的闯营众将,他是文督师的代表,他的一举一动会被百姓们认为是南明朝廷的态度。
现在,小地主阶层是明军岳家集团中的顶层了。比他们地位更高的缙绅阶层是地方乃至天下的实际统治者,虽然缙绅家庭的数量只有小地主的几十分之一,但获得功名的缙绅子弟人数比小地主的子弟少不了多少,就是一整代人中都没有考取功名的,也不会对家族构成致命的损害。
缙绅阶层对政治和天下局势的变动比小地主阶层还要敏感,高邮湖之战后,江西有很多缙绅就决心与川军的军官联姻——他们的联姻对象只可能是明军的军官。如果邓名的少尉军官肯娶这些家庭的女儿,那缙绅们根本不会在乎聘金的数量,如果明军支付一百两的聘金,他们就会还回来价值一百两的嫁妆。
可是邓名不允许军人与小脚妇女联姻的命令堵死了缙绅的路,一些缙绅在与明军进行交易后,还要求面见邓名向他提出抗议。很多缙绅都暗示:这只是邓提督家的规矩,是提督你们老朱家的家规,和别家没有关系,不应该覆盖到全体部下身上。但邓名却装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在这个问题上邓名已经解释过很多次了,无论他如何苦口婆心地说明,别人还是不依不饶,现在邓名一听到这一类的暗示就感到全身无力,一点解释的念头都生不出来了。
邓名只是强调,明军常常要进行高强度的流动作战,因此不便于携带一批残疾的妇女。而且明军担心上行下效,要是高级将领和军官们带头娶了残疾的妇女,那对下面的士兵也就控制不住了。
邓名把路堵得严严实实的,缙绅们也无可奈何,但他们的胆子比小地主们大得多,马上就有人提出要让儿子——大部分都是庶子,隐姓埋名地到明军那边服役;部分对明军特别有信心的缙绅,甚至表示愿意让嫡出的小儿子去四川。
这些缙绅家庭的孩子个个都认字,他们平日里的学习条件比小地主的子弟强得多,家庭可以给他们提供用来练习书写的笔墨纸张,往往还请了专门的开蒙老师。
和那些在江南投军的正牌秀才一样,邓名表示他没有现成的军中职务安排他们,要是这些士人子弟想参军就得从头做起;但如果他们不想从底层做起的话,邓名非常欢迎他们去四川的书院教书,如果将来发生了战争,不到最后关头,保证不会将他们征召入伍。
部分缙绅同意了这个安排。正月初十,任堂继续办理收尾工作,邓名带着有家室的战兵首先出发前往湖广,同时带走了一百多个士人子弟,大都是出自乡绅级别的家庭。更高级的缙绅没有一个人向四川派出子弟,他们的孩子大都有名师指点,能够拜在声名卓著的大儒或是庶吉士的门下学习,邓名开出的条件对他们毫无诱惑力。
……
北京。
儿子历经艰险总算是平安地回家了,索尼提前让包衣准备了一桌子好菜,准备给老三压惊。
但索额图进门后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只是呆呆地坐在桌子旁,没有喝水也没有动筷子。索尼察言观色,挥手让服侍的侍女和仆人都退了出去,然后和颜悦色地问道:“老三,有什么心里话可以对为父的讲嘛。”
索额图的脸上红了又白,白了又红,一通天人交战后突然从椅子上弹了起来,双手撑地伏在索尼面前一动不动,鼓起最大的勇气问道:“阿玛,是您出卖了先皇吗?”
第23节波澜(下)
顺治十八年的北京,新年一过就好戏连台。
尤其是五百被俘禁卫军返回后,皇宫和满城鸡飞狗跳,连台的好戏让外城的汉人也议论纷纷,满洲人的凶焰再也无法彻底压制住汉民的好奇了。
满洲人规定汉人无故三人以上聚会就算造反,其他各省对这条规矩的执行有松有紧,无法做到处处严格执行。但在北京,这条规矩执行得毫不含糊,所以顺治十七年来北京的茶馆、酒肆的生意一直相当萧条。
今年春节后果然是新年新气象,茶馆、酒肆天天爆满,由于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这么多百姓聚集起来侃大山,各个茶馆、酒馆都紧急购置桌椅板凳,以供京师的老少爷们所用——现在生意最好的除了这些茶酒老板,就属木匠了。
北京城内法纪荡然,官府现在也没有功夫管这些一边喝茶、一边八卦的汉子,官员们早已经忙得不可开交。
“今天孙大人又跳河了!”一个消息灵通的大汉冲进茶馆里,扯开嗓门嚷起来。
“这次跳下去了吗?”这个茶馆里的人闻言都停下了原先的话题,一起向那个报信的人望去。
这个大汉口中的孙大人正是孙廷铨,崇祯年举人、进士,见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后,孙廷铨辞官拒绝到湖广上任。满清入关后,孙廷铨再次从山东老家赶到北京,历任满清的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在帮助满清筹集粮草、镇压汉族抵抗方面多有功勋。
顺治毙命后,孙廷铨是第一个跑到皇宫边大哭,也是第一个上奏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的臣子(无论满汉)。在议顺治谥号的时候,孙廷铨极力主张按照汉太祖例,以顺治帅军入关、十分天下有其九为理由,谥顺治为高皇帝。由于努尔哈赤是武皇帝、皇太极是文皇帝,所以孙廷铨的离奇主张就是其他竭力拍马屁的汉人同僚都无法赞同,索尼、鳌拜二人最后也否决了孙廷铨的建议。
不过孙廷铨的建议无疑给太皇太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孙廷铨作为汉臣参加了定策和议号会议,玄烨登基后他也被授予了大学士的恩赏。在邓名的前世,孙廷铨的家乡建立了他的纪念堂,给孙廷铨戴上了“国老”、“帝师”的头衔,给予了“刚正不阿”、“为国家和民族做出杰出贡献”之类的评价——洪承畴、孙廷铨之流受到的待遇,让汪精卫、陈公博显得太可悲了。
参与定策、议制年号即是拥立之功,也是一种令人羡慕的资历,不过孙廷铨乐极生悲,才荣升大学士没有几天,禁卫军带回的消息就把所有参与制定年号的臣子都推上了风口浪尖。孙廷铨是汉人,不但参与了年号的制定,而且也有机会了解顺治亲征的路线细节,当然无法摆脱“私通邓名”、“出卖先皇”的嫌疑。而且前些天孙廷铨风斗也太劲,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架势舌战满汉百官,一口咬定顺治就该仿刘邦例为“高皇帝”,这固然为孙廷铨赢得了“忠臣”之名,但也招来了不少嫉恨。同僚们既羡慕孙廷铨获得的殊荣,又自问没法和孙廷铨一样不要脸,所以纷纷在背后骂他是“无耻小人”。
现在好了,大家不用在背后骂了,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指称孙廷铨怎么看怎么像那个大内奸,而他随后的寡廉鲜耻行为只是为了掩盖他自己的罪行。
备受攻击的孙廷铨只好一死以示清白,几天前他就跑到城墙上,表示要投河自尽,在他满面悲哀地把遗表朗诵完毕后,早就闻询赶来的步兵衙门的官兵一拥而上,把孙大学士从城墙边抱了下来。不顾孙大学士“不要拉我!”、“让我死了吧!”的狂呼,硬是把孙廷铨从城墙边一路拖回了皇宫。太皇太后好言抚慰了一番,打消了孙大学士的死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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