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皇帝 (浪子刀)

整体上，人均成本越高的国家，在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享受的关税优惠就越高，反之，人均成本越低的国家，享受关税优惠就越少，总体保持三级关税优惠标准，发展国家和低发展国家持有共同的第三级关税优惠权，以扶持低发展国家。

各国在世贸公约的基础上，有权制定本国关税，但不得高于世贸公约规定的三级上限，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可制定的关税上限就越高，反之，越是发达的国家，关税上限就越低。

同时，各国在双边国际贸易和区域国际贸易中，也可以另外制定不同于《世贸公约》的规则。

经过各国之间的博弈，《上海世贸公约》最终在1935年3月通过各国投票表决，因为这一公约和rì本的要求基本是完全相反，rì本在最后时刻退出公约谈判，拒绝加入世界zìyóu贸易协会。

因为《上海世贸公约》背后有一系列的通商条例和法规限制，只有在本国制定并执行这些法律的国家，才能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

rì本的主要问题就是它的关税太高，此外，rì本自认为是发达国家，但它的人均收入水平只能列入发展国家，rì本内阁和国民普遍认为有失国体，不愿意按照第三等国家的标准加入世贸组织。

世界zìyóu贸易协会是在上海谈判筹备，中国又是会议的组织和主席国，rì本国内就避开英法美等国不谈，刻意认为是中国在打压rì本，rì本国内甚至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游行。

rì本自以为是世界顶级列强霸主之一，但它的缺席对整个世贸组织没有太多影响。

中国在汇率增加23.25%，人均收入水平仍然只相当于美国的40%，所以还是继续以中等发达国家的身份参与世贸协会。

此时的《上海国际zìyóu贸易公约》、世界zìyóu贸易协会和后来的世贸组织还是不能比的，但在这个公约中，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有比较多的空间保护自身经济，整体规则实际上相对更有利于工业强国。

所以说，世界上第一流的国家是制定规则的国家。

中国是一个特殊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相对要低一些，但在技术和工业规模上是真正的列强国家，由中国主导制定规则，这个规则在总体上也就必然更利于中国，对英美等国来说则是各得所需。

随着中国和英美等国关于中圆汇率提高及补偿的一揽子协议，以及《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世界经济重新恢复到大萧条之前的国际zìyóu贸易局面已是大势所趋，中圆汇率的大幅度提高，也意味着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力度可以继续增加，而《上海世贸公约》也极有力的保护了各成员国相互投资的平等权利和义务。

从总体上来看，中国仍然会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工业输出国，也依然是世界上最佳的投资和消费市场，在《上海世贸公约》签署之后，可以预期，中国对外的资本输出会明显增强，而欧美各国对中国的投资也会增加。

为了抵消汇率提高对国民经济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顾维钧临时内阁也紧急通过多份新法案和修订条例，进一步减免农业税收，增强工农业出口退税机制，以及退出一系列的信贷调整政策，扩大国内的内需投资空间。

第275章彻底乱了

对于中圆币值增长23.25%的这件事，即便从整体而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长期有利，宋彪仍然充满jǐng惕，他既支持顾维钧以临时总理的担当推行此事在国内外统一意见，又严厉的督促zhōngyāng内阁zhèngfǔ和国会出台一系列的政策法规，针对受冲击较大的矿产业、农业制定大幅度的减税政策，提高国内基础工业产品的进口关税，同时利用英美增持国债的机会，在全国提前推进农村电网和乡镇电网的全面建设，出台《国家科技工业优待法案》，加大对教育、科研和高科技企业的扶持。

在上海会议召开期间，宋彪一改前几年逐渐减少训政会的惯例，连续每周主持zhōngyāng训政会，加紧要求zhōngyāng内阁zhèngfǔ重视这一系列的问题，同时对国家第六个五年规划作出全面的调整，提前加快国家电气工业革命的推进力度，在全国继续增加小水电和灌溉工程的推进。

此外，宋彪也临时调整1935年的庐山夏宫会议，将全国工商联合协会、世界华商总会、中国企业家协会等机构和国内主要的著名企业家、中小企业家代表都召集到庐山夏宫，鼓励企业家调整产业投资方向，增加对亚盟成员国的基础工业、工矿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的投资，增加对国外基建工程的投入，以利于同步扩大国内工业出口的需求。

过去因为汇率低估，国内的矿产业资源和农产品等大宗商品价格相对国际市场的水平较低，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些产业的平均利润率高，zhōngyāngzhèngfǔ可以征收较高的营业税收，随着币值的增加，成本的提高，为了维持这些产业的正常运营，zhōngyāngzhèngfǔ就必须出台法规大幅度的削减相关税收。

顾维钧的这一任临时内阁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但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并且有可能让顾维钧丢掉总理的职务。

……整个1935年，中华帝国就处于这种汇率提高的特殊经济状况中，因为税收减免政策和zhōngyāng财政支出的再次增加，使得经济相对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增长中，国际资本涌入国内和国内资本向外投资的规模都在放大。

随着基础原材料价格下滑，矿业、基础工业利润下滑，在zìyóu经济的原则下，企业财团的投资开始更多的涌向更高水平的工业领域，随着中国和欧美在上海世贸协会的公约之下重新达成zìyóu通商协约，各公约签署国陆续取缔在大萧条期间实施的保护xìng高关税政策，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工业出口也将重新恢复，并且有可能创造新的高峰，特别是在中国所占据绝对优势的电气、电子、航空、冶金、机床等领域，对于中国工业的长期发展也将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而帝国在这些领域的科技投资也将持续稳定的良xìng增长，再由市场推动入才和教育在相关领域的进步。

当然在1935年还看不出明显的大幅波动，但在整个宏观经济层面，这种趋势已经体现出来，所以从长远来说，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有利的，这意味着过去那种矿工收入高于技术工入，甚至高于技术工程师的局面会被很大程度的改变。

到了1935年底，在各国签署了《上海世贸公约》之后，总部位于上海的世界zìyóu贸易协会将负责对全球的各成员国进行GDP\M1\M2统计，根据这一系列的统计，在1934年，中国GDP规模已经占据世界28.7%，美国约在19.5%，预计在1937年，中国GDP规模占世界的总比例就将超过35%，总量超过1340亿美元，约合2180亿中圆。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真的无法扭转和超过了，那也就只能学会接受，对于这样的正式国际组织的官方公报和预测，不管是英法美德，各国都只能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新时代。

……同样是在1935年，就在这个帝国时代大变革的一年里，帝国zhōngyāng军部的陆军正式跨入全面换装的浪cháo中，加上海军和空军的军费增长，zhōngyāng军费开支增长超过7亿中圆，而zhōngyāngzhèngfǔ财政又面临大幅度减税政策和zhōngyāng基建开支的扩大，帝国zhōngyāngzhèngfǔ在1929年之后再一次遭遇了规模惊入的财政赤字，虽然在英美等国zhèngfǔ和国际资本大幅增持中圆国债的情况下，zhōngyāng财政暂时没有明显的危机，为了减少赤字，zhōngyāngzhèngfǔ在1935年12月，还是决定通过四大zhōngyāng信托公司出售部分在欧美等国的信托资产，这些资产大多数都是在大萧条时期的1929年和1933年之间购入，如今随着国际世界的经济复苏，通过低买高售的政策，也确实能为zhōngyāngzhèngfǔ筹集到足够的财政支持。

其中仅中国国际信托总公司在1930年4月出资购买新泽西标准石油股份，以及在1931年7月兼并德国蒂森和克虏伯两家钢铁巨头的交易，总投入不过2300万中圆，现在的国际市场估价则在5.5亿中圆以上。

……1935年12月7rì。

宋皇帝在zhōngyāng军部召开zhōngyāng国防委员会例会。

时光如梭。

从当年的东北新军参谋例会，到后来的zhōngyāng军部总参谋会、zhōngyāng军事委员会例会，再到今夭的zhōngyāng国防委员会常委例会，从东北军到昨rì的中国革命军委员会，再到今夭的中华帝国zhōngyāng国防军，一路多少豪杰如长江之浪，前赴后继，前辞后就。

一代又一代。

帝国的24名国防委员中，和皇帝同一时代的已经只剩下7位，蒋雁行正式在今年4月以陆军上将的军衔退役，虽然继续留在zhōngyāng军部担任特殊顾问官，还可以继续参加国防委员会的例会，却没有了表决权。

蔡锷重新调回军部，恢复军职和陆军上将军衔，补入zhōngyāng国防委员会。

如果再有战争，未来真正要负责挑起重任的也将是傅宜生、卫立煌、潘兆勤、陈厚甫、陈季良、黄百韬、白崇禧、薛岳、刘亚昭、刘景桂、郭玉谦、徐尉……这一代中高级将领，而如赵庭柱、陈其采、张孝淮、张亚虎、傅良佐、张鸿逵等陆军上将们，他们需要做的就不再是冲锋陷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