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重工 (齐橙)

　　其实，市场换技术这种方式也并非中国首创，西方国家之间也有通过签订长期技术合同实现技术转让的方式。据资料显示，二战中，日、德的冶金装备制造业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战后，日本的三菱、石川岛播磨、日立三家公司，以及联邦德国的萨克、西马克、德马克三家公司，先后与美国的麦斯塔、维-尤那特、保罗-诺克斯等公司签订过长期技术合同，购买后者的技术图纸和制造许可证。例如，西马克与维-尤那特的长期合同中规定，西马克公司需要支付一笔可观的技术购买费，未来每制造一套设备，还要向维-尤那特公司支付相当于合同金额7%的制造许可费用。
　　中国学习这样的国际惯例，以国内市场的设备采购为条件，与国外装备制造商签订技术转让合同，获得了大量的技术专利和诀窍，提升了国内的工业技术水平。
　　然而，技术引进往往是由特定企业作为技术受让单位的，这就限制了一些技术的推广。许多未获得受让机会的企业，依然在使用过时的技术。这一次的技术交流会，给了这些企业获得引进技术的机会，这岂能不让各家企业趋之若鹜。
　　“振兴民族工业”这样的口号，往往是贴在墙上，或者存在于领导的讲话稿之中的。大多数的普通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并不会成天把这句口号挂在嘴里，他们每天关心和谈论的，只是工资和物价，再不就是子女上学之类的家长里短。但是，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些职业精神，作为一名工业人，追求更好的技术是一种融于血脉之中的本能，这不需要用口号去标榜。
　　过去两天时间里，交流会上的技术交易非常活跃。按照重装办规定的标准，出让技术的企业给每项技术确定了一个合理的转让价格，大多数受让企业对于这样的价格都是能够接受的，毕竟一项技术的突破能够给企业带来的收益是远远大于付出的成本的。
　　“林北重机从美国引进大型矿用挖掘机技术，除了整机图纸之外，还包括了400多项专项技术。整机技术是不能转让给其他企业的，但专项技术就不受这方面限制了。比如他们引进的耐磨铸钢件的冶炼、铸造技术，这两天已经达到了12笔交易，购买方分别是搞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的。中原拖拉机厂原本打算从国外引进这项技术，申请了40多万美元的经费，结果在我们这里花了不到10万人民币就买到了技术，省下一大笔钱呢。”
　　冯啸辰笑呵呵地给孟凡泽举了一个例子。
　　“转让一项技术收10万元人民币，那这12笔交易，岂不就是120万了？当初引进这项技术的时候，也没花这么多钱吧？小冷，你这笔生意很划算啊。”
　　孟凡泽转头去看陪同自己前来的林北重机厂长冷柄国，笑着调侃道。
　　冷柄国也笑道：“那是当然，小冯是我们厂的生产处副处长呢，他能让我们吃亏吗？不过，罗主任就有些不够朋友了，他要求我们每笔交易要提出25%的收入交给重装办，作为佣金，这实在是太黑心了。”
　　罗翔飞道：“佣金只是一个名义，真正用来办会的钱，加上辰宇公司的收入，总共不到这25%中间的5个点，余下20个点是作为进一步开展装备技术引进的资金的。你们的技术也是国家花钱引进进来的，哪有卖了钱不给国家上缴的道理？”


第四百三十九章 有人砸场子了
　　“哈哈哈哈，我明白，我明白，我只是跟罗主任开个玩笑而已。”
　　冷柄国变脸堪比翻书，他嘿嘿笑着，把刚才的抱怨全给否定了，转而说道：“罗主任说得对，我们的技术都是国家花了大量外汇引进进来的，是属于国家的。别说是有偿转让的时候交一点管理费，就算是国家要求我们无偿转让，我们也是义不容辞啊，咱们过去不就是这样做的吗？”
　　孟凡泽道：“过去咱们提倡发扬风格，一个厂子的技术是大家共同的。我记得那时候哪个厂子里开发出了新技术，我们部里就会组织一个现场交流会，让全国各地的企业都去取经。这种取经不光是无偿，有技术的企业还要负责兄弟单位的接待，让大家吃好喝好，心情愉快地学习。”
　　罗翔飞道：“这种方式也不宜提倡。这样搞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愿意花力气去搞新技术，等着吃现成的。过去咱们搞计划经济，不强调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样做倒也无所谓。现在各家企业都在提经济效益了，再这样无偿占有别人开发出来的技术，而且还是在有可能成为别人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这样做就不现实了。
　　事实上，前两年我们也组织过几个现场技术交流会，效果非常不好，有技术的企业不愿意把真正压箱底的技术拿出来交流，只是拿一些价值不大的技术敷衍一下，这种交流就没什么意义了。”
　　“呵呵，企业也有企业的难处嘛。”冷柄国尴尬地笑着应道。罗翔飞说的那种不肯把好技术拿出来交流的企业，就包括了林北重机在内，为这事，重装办和林北重机还是扯过皮的。
　　“我们要搞商品经济，那就按商品经济的规律办事，不要再搞一大二公那一套。这次的交流活动，我看就非常好，既促进了技术交流，又让交流的双方都得到了实惠，这就是符合经济规律的做法。”孟凡泽总结道，他是当惯了大领导的，一说话就能够高屋建瓴，归纳出几点重要意义。在场的众人都点头称唯，纷纷表示要把老部长的指示深入贯彻下去。
　　众人又扯了点闲事，孟凡泽站起身，正待离开，就见重装办协作处的副处长王根基匆匆忙忙地从会场上走了过来，他的脚步很重，脸上还带着几分气愤的神色，让在场众人都不禁把目光投向了他的身上。
　　“小王，出什么事情了？”罗翔飞首先问道。
　　“真是气死我了！太没素质了！”王根基怒气冲冲地说道，他一边说，一边用目光在桌子上逡巡着，冯啸辰猜出了他的意思，连忙把一杯没人喝过的茶水递到了他的手上。王根基果然是渴急了要喝水，接过杯子，咕咚咕咚地一气把水喝干，这才又恨恨地补充了一句：“还特喵的是什么专家，我看就是小冯说过的那种烧砖的砖家而已。”
　　“呃，这怎么还有我什么事啊？”冯啸辰只觉得有点无端中枪的憋屈感。“砖家”这个说法，的确是他教给王根基的，二人在背后没少用这种蔑称嘀咕过一些名不符实的专家学者。不过，当着孟凡泽、罗翔飞的面，王根基把这话说出来，就让冯啸辰有点脸上挂不住了，唉，早知道这个二世祖说话口无遮拦，自己应当少在他面前说些怪话才是。
　　王根基没有觉得自己说错了什么，他一向是个大嘴巴，也不太顾忌是不是有领导在场。听到冯啸辰接话，他把眼一瞪，说道：“怎么就没你什么事了？我问你，高磊是不是你们社科院的专家，他在会场上瞎咧咧，怎么就跟你没关系了？”
　　“高磊？”
　　听王根基说起这个名字，众人都是一愕。能够有资格跟孟凡泽老爷子聊天的，都不是没见识的人，高磊这个名字在时下如日中天，大家岂能不知道？
　　高磊所以出名，就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叫作“国际大协作”的理论，得到了一部分领导同志以及理论界的追捧，使他几乎要跻身于国师的行列了。
　　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中有一条就是全面地学习国际先进经验。而在国人所能看到的先进经验中，亚洲四小龙无疑是最让人羡慕和崇拜的。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在几十年前经济都不怎么样，和中国大陆也就是伯仲之间。可人家抓住了六七十年代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趁着中国大陆轰轰烈烈搞“继续革命”之机，迅速地发展起来，混到了人均GDP好几千美元的水平上，与人均才200多美元的中国相比，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区别了。
　　这个年代还不时兴批评什么GDP崇拜，大家都是光明正大、心情愉快地崇拜着GDP的。不像后世大家都吃饱了饭，开始追求不丹、尼泊尔那种穷得掉渣却据说“心灵纯洁”的生活。美国、欧洲、日本都是GDP高达一两万美元的发达国家，中国觉得这些国家的模式有些可望而不可及。亚洲四小龙比中国富裕的程度有限，加上起步的时间也比较近，属于一个可追赶的目标，因此，研究亚洲四小龙成为时下的热门。
　　高磊就是研究亚洲四小龙成功经验的权威，他发现，这四小龙的特点都是依靠“大进大出”的出口加工业起家，然后在某几个产品领域中做到最佳，从而占据了国际产业链的一个环节。这些国家都没有完整的装备制造业，他们的装备几乎全部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他们所做的，就是利用这些装备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做一些来料加工、装配之类的事情，再把产品销往西方，赚取加工费用。虽然这听起来有些给人打工的感觉，但人家就是凭着这样的产业富裕起来了，人均GDP甩出中国好几条街，你能不服？
　　基于这样的认识，高磊提出了他的国际大协作理论，认为中国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搞“两头在外”，也就是设备和原料从外面购入，产品向外面销售，中国自己集中力量只做加工这一个环节。因为这个模式的核心是把中国融入国际产业链，所以得名叫“国际大协作理论”。